【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全国“两优一先”风采录】
“不好意思,又来了个电话。”每次见到盛弘,“忙”是她的常态,手机电话、微信的震动声总不时响起。
作为一个有1.6万名境外人士、居民总数超过3.3万人的大型国际社区的“大管家”,盛弘说,她每天的第一句“早安”和最后一句“晚安”,都是微信里的居民们发给她的,“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
盛弘担任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让这个“小小联合国”的人们能凝聚起力量和人心,谈何容易。盛弘也坦言,没有捷径与巧劲,想要“被人放在心上”首先就是“把别人放在心上”。
从“Wendy”到“书记”的转变
作为国际社区的第一书记,盛弘的名片上中文名字下面就印着她曾经的英文名“Wendy”。十多年前,“Wendy”还是外企的总裁助理。如今,盛弘已在基层居民区扎根近10年,高跟鞋虽已不常穿起,但一口流利的中英文“无缝衔接”成了她的日常。
从“Wendy”到“书记”,这场转变并不简单。
盛弘说,“门难进、话难说、事难办”是她刚刚来到荣华居民区面临的最大难题。她想,既然“进不去”,那就“请出来”。于是,居民区组建了“古北市民议事厅”,将社区里热爱公益事业、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中外居民代表聚到一起,对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讨论。
日本家庭主妇分享垃圾分类的经验、来自菲律宾的议事员对共享单车的停放提出建议、上海高校退休的教师夫妇对老年助餐点的菜品提出改进意见……小小的议事厅里仿佛在开迷你“联合国会议”,盛弘坐在当中,不停切换语言模式,把居民们提出的点子一一记到本子上。
逐渐地,“Wendy”真的就变成了“书记”。“有近一半居民来自境外,以前他们总习惯称呼我为‘Wendy’。但是现在好像没什么人叫我‘Wendy’了,哪怕中文说得不好,他们也知道我是‘书记’。通过我们社区治理的这个小窗口,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盛弘说。
大到国法、小到标牌的认真
住在荣华居民区的居民常说,社区里有一趟“立法直通车”,因为居民区内的古北市民中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5年在全国设立的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在这里,有整整一面墙的文件记录了立法联系点为国家立法“挑刺”的经历:“民法典草案规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应在限制范围上再做考量”“建议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建议强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
截至目前,这个全国人大立法联系点共听取了55部法律草案意见,上报建议1001条,其中92条已经被采纳。“立法变得更接地气了,我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更强了。”这是“立法直通车”的参与群众心中最强烈的感触。
“这辆‘直通车’,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贯穿于居民区的基层治理当中,不仅是为国法提建议,哪怕是身边小小的标牌,居民们也都深度参与。”盛弘说。
前不久,不少居民提出要在社区里设立一些文明养狗的标牌,但这个标牌到底应该是方的还是圆的?标牌中卡通小狗的嘴巴应该是张着还是闭着?标牌应该放在哪些地方?……针对这些问题,盛弘和同事们在业主群、街坊群里征集了居民们的广泛意见,最后还找到外籍居民帮忙把关标牌中其他语种翻译的准确性。
“牌子竖起来之后,居民们的成就感特别强,因为他们深度参与其中。”盛弘说,“基层无小事,我们不怕事情做得慢一点,希望通过这个人人参与的过程,让居民们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慢慢累积起来,渐渐凝聚起共识。”
无论年龄与国籍的融合
“越是不同,就越有融合的意义。”盛弘在荣华居民区开展工作,一大法宝就是“融合”。
荣华居民区“国际范儿”的另一面是老龄化,这些年来,居民区持续深化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用15分钟养老服务网络,兜住老年群体最密集的日常需求,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
“今年街道的老年助餐点又变多了,不仅能在大食堂吃,还能要求送到家里,不仅有多个口味的套餐可以选,若是牙口不好,饭还能软一点。”71岁的黄丽芬说,“社区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但总记得带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起玩,真的感觉自己是在被社会尊重。”
市民中心的昆曲教室是外籍居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外国人学习昆曲之后跟我说,原来中国也有一位和莎士比亚齐名的戏剧家——汤显祖,中国的戏曲文化实在是太迷人了。”盛弘说,像这样的文化融合活动在社区里还有很多,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们通过这些活动聚在一起,不断融入国际社区大家庭。
当初,刚刚踏足国际社区时处处碰壁的盛弘,肯定想不到,有一天会有很多外籍志愿者成为她的好帮手,配合她攻克国际社区的防疫难题,街区的商铺成立共治委员会“抱团取暖”走过经营“寒冬”,居民区外籍人士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进度以“37天一万针”的速度推进……“小小联合国”的“大管家”,如今走进了居民的“心门”。
(新华社上海8月10日电 记者王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