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信仰的生动诠释

    最新版本的《寒梅》（编剧罗怀臻，导演韩剑英）延续了罗怀臻戏剧构思的一贯风格，戏剧性更加强烈，艺术风格慷慨简劲，让人穿过历史感受到柳枝新发的现代气息。

    悬念与冲突，始终在高位上运行，是淮剧《寒梅》最突出的特征。为人妻也将为人母的寒梅，在那样严酷惨烈的环境中，是什么支撑着她坚持斗争？一方面，同志的惨烈牺牲和自己唯一侥幸得存，不单加深了寒梅对敌人的仇恨，也承载了她必须坚持斗争、为同志报仇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她肚子里有孩子，为人母而欲留之，为人妻而耻于再跟叛徒丈夫李炳辉有什么关系。在此情形下，对信仰的坚守变得十分具体。

    刑场劫后余生，是现实劫难；得知丈夫叛变，上山遭乡亲们误会，是精神塌方。寒梅吃了那么多苦，凭什么还在坚持？凭什么还不惜冒着自己牺牲、肚中孩子流产的风险上山？因为对敌人的仇恨、对同志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她毅然选择冒死示警游击队，而恰恰是示警游击队的过程，才能保全队伍，更好地进行对敌斗争，才能解脱她无处可遁的心结——这生不逢时的苦命孩子，还没出生就有了一个叛徒父亲，作为母亲的寒梅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她纵然是死，也是一定要给孩子做点什么的。她不惜冒流产风险上山，也透露出了一个难以言明、痛彻心扉的决断，即，若不能成功示警而对革命造成损失，她自觉背负的罪责、孩子身后的污点再也无法开释和洗刷，她愿意带着肚中的孩子一起为命运的尊严和荣誉而抗争。这种深入个体灵魂深处的考问和考验，跟人物坚持革命斗争的情节结合，很好地体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和坚持信仰的不易。

    这些情节无论是文本还是表演和导演处理，都强烈集中地反映了寒梅的身心处境。特别是饰演寒梅的邢娜，几乎贯穿全场的、高饱和度的演唱，迷茫、犹豫、愤怒、柔情、坚定，不同的情绪与心境，像烈酒，带着淮剧的不同调式，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从而深深地感染了观众。

    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和陆晓龙饰演的李炳辉之间的戏中。比如，第二场与丈夫李炳辉重逢时，她是悲情中带着迷惘的，所有党员都牺牲了，唯独丈夫没在其列，她多么不想得出丈夫就是叛徒的结论，但那顶熟悉的斗笠告诉她，丈夫没死，可他在哪里？他是生是死？他会是志士、烈士还是叛徒？想而不敢想，便转托为梦，舞台布景开合之间，相见舍离，终又成醒后赫然灼目的一顶斗笠，让人惊心，让人迷惘，让人如面对深渊。待见到丈夫，她带着侥幸也带着冷静，一步一步引李炳辉说出真相。原本李炳辉还居高临下，把她视作嫁鸡随鸡的乡下妇女，请她体谅，劝她出走，她一个大耳光过去，李炳辉当即跪下，主客转移，变成了她对叛徒的正义审判。后者对妻儿并非完全没有情感，但当这些威胁到他的自私谋划时，他便不惜向妻子举枪、向二秀举枪。到第五场两人充满悬念的、不同时空并进上山的过程中，又一个李炳辉的梦境，既与前梦呼应对比，也对应寒梅临盆、孩子将要背负历史包袱，从而形成了两人悬念叠加、情绪跌宕的二重唱。

    导演的时空调度以及包括红绸、斗笠、梦境等的使用，也鲜明确立了整个舞台的写意风格。红绸表达的壮烈慷慨，是意象性的；斗笠拧结的前后情节，是悬念式的；两个梦境前后呼应勾连起寒梅和李炳辉不同的心境，是人性与灵魂的直呈，而所有这些，既是导演的独特创造，也是二度创作对这部戏两个人、两条线的张力结构深刻理解后的具体外化——在人性的考问面前，一个巍巍英姿，一个卑微匍匐。这是淮剧《寒梅》经创新而转化的厚重深刻之处。

    在舞美设计上，几块布景拆分聚合，调度出了梦境与现实、室内与室外、关卡与层峦叠嶂的不同空间，也是洗练明快的。比较遗憾的地方，是对寒梅上山的动机解释还不够清晰，从而使得本可大做文章、深度开掘的空间，没有全面打开。因为她已怀孕，且有人可以代为上山，那么，她的理由一定是要超越自己与孩子的生死。在剧中能承载如此分量的，只有对同志生死的责任以及她灵魂深处需要开解的心结。

    为了信仰慷慨赴死，淮剧《寒梅》用这样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叙事表达和酣畅写意的新颖样式，演绎了一段历史真实，也诠释了爱与信仰的同构本质。信仰和初心，本来就是因为爱，因为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作者：郑荣健，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