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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我】
坦白地讲，教师并不是我的第一职业选择。
在高校里，相比计算机、金融、航空航天这些热门领域，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领域其实有些小众，不仅野外作业量大，出论文成果慢，还要面临项目申请、团队组建等多道坎。刚进入高校工作，每每感觉低落，我便告诉自己：做一名教师，就是要放弃功利心，回归自己的好奇心和公益心。这种想法就像一粒种子，生根发芽，促使我毅然选择了社区保护作为研究方向。
实际上，社区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主要聚焦于自然保护地及周边乡村地区。而城市里长大的我，对于那些村民的生活，原本是“两眼一抹黑”。是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行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三年前，我到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研。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四月，大量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这里度过冬季。在那里，我看到身形佝偻的老奶奶沿着湖边捡拾旅游垃圾，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喝止试图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游客。在采访管理局前主任的时候，他讲着讲着就落泪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村民们生活条件有限，但保护生态、生物多样性的热情不减。村民们发自内心地喜欢黑颈鹤，用心呵护着各种保护动物。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一方面，我意识到中国广阔乡村里蕴藏着许多不为城市居民所知的美好故事。另一方面，这份美好在市场冲击和气候变化这些外界因素影响下，真的非常脆弱。是否能有一种力量去帮助当地人适应和抵挡外部冲击？
我们绝不能离开发展谈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深沉的人文关怀。受此激励，我开始暗下决心，希望在理论指导下开展更多的社区保护实践。
回想读书时，我的导师告诉我，教育是改变自己而非改变别人，因为别人是很难改变的；而自己改变了，别人就可能跟着改变。我现在每当困惑的时候，就会想想老师的话。
博士期间我在英国谢菲尔德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作交换生，当时的同事基本都在非洲做研究，围绕咖啡豆贸易、社区保护、人兽冲突等议题开展工作，并且卓有成效。我也间接接触到不少非洲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博士毕业时，我对那片热带大陆充满向往，最想去联合国环境署参与肯尼亚社区保护工作，去那里汲取更多知识和经验，以便让自己能帮助更多的人、为保护更多的物种贡献自己的智慧。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父母反对等现实原因，去非洲的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等疫情结束后，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我相信能有更多机会到非洲作访问交流。至于当下，也许可以联合学校非洲留学生开展一些合作研究。
我不怕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不远的将来呢？
（作者：张引，本报记者徐谭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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