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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邓小平、韦拔群、雷经天等在广西东兰县开展土地革命试点，制订《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成立右江地区第一个共耕社，让贫雇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开始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西宜州合寨村冲破束缚，选举产生新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并摁下红手印，村民自我管理的新路子由此启程。
从“共耕社”到“宜州自治”，近百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进社会治理成效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
传承创新实现美丽蝶变
在广西公安博物馆里，一台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卡片柜引人注目。卡片柜重约50公斤，8个箱口被一根铜轴贯穿，里面按姓氏分门别类存放了5万张人口信息卡。今天，一个广西人口信息库，便加载了5000多万人口的户籍资料信息。
6月6日凌晨，广西妇幼保健医院产房。一位新生儿的父亲打开南宁警方“智能户政服务大厅”App，拍照上传夫妇俩的身份证等资料，孩子的出生登记和户口申报随即完成。
“从手工记录存放到现代化信息系统存储，从窗口排队到手机端一键办理，这是广西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见证。”今年88岁高龄的林超群，干了40多年政法工作，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谈起这些年的变迁不禁感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变革，民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倍增。“从传统的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理念和思维，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治理创新思想的重大飞跃，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引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指导处处长黄炳州说。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南宁市委政法委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模式，构建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在全市2556家非公企业、866个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6262个社区网格均配至少1名党员网格员，通过基层党建工作纽带，带动社区与社会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动，以党建覆盖推动社会治理措施落地。
三卡屯是崇左市江州区一个普通村屯。2003年开始，崇左市江州区启动丽江新区规划建设，三卡屯47户2000多亩土地被依法征用。部分群众因为对拆迁补偿标准不满，走上信访维权之路，群众期盼与政策的差距让一次次上访得不到结果。2021年，新一轮边境开发开放启动之后，崇左市把民心民愿作为第一信号，推出一系列让利于民的解决方案。
“群众的呼声就是改革‘哨声’。”崇左市江州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黄文清说，在拆除违建、防范化解个人极端案事件、打击传销等工作中，崇左抓住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这条主线，把公众、社会力量和党委政府的关系，变“站着看”为“跟着干”。
像这样的利民举措，在广西各地比比皆是。河池市创新发展“党建引领、民事村办”自治体系，北海市通过“基层党建+社区警务+N”工作模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崇左市推行矛盾纠纷“三个一排查和三二一化解”工作机制，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了对动态环境下社会治安的控制力。”据黄炳州介绍，广西已建成各级综治中心1.2万个，实现市、县、乡、村等四级综治中心建设。
社会治理插上“智慧翅膀”
每逢节假日，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漓江到“中国第一滩”北海银滩，从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到“中国十大名关之一”友谊关……八桂大地游人如织。身在南宁的自治区综治中心的值班人员只需动动鼠标，这些景点的治安状况就一览无余。
“信息化为广西社会治理插上了‘智慧翅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智能化建设处副处长黄馥介绍，广西已建成地市级信息资源交换共享总平台14个，全面升级和打造数字平安广西信息系统，县级以下综治中心通过网上受理和流转处理矛盾纠纷、治安隐患、群众诉求等各类事项606万件，平均每天处理1.7万件，近98%在乡镇（街道）得到解决。
一“网”联通世界。广西社会治理正在步入“智治”阶段。柳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国说：“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是治理方式的现代化，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转变。”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重头戏，广西在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加快进入云时代。以信息化为支撑，对城市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智能决策、事件管理、协同联动等实现综合服务，让社会治理驶上“高速公路”，正在全区落地见效。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广西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厅长林金文说，“目前，广西已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法治广西、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周仕兴 本报通讯员 尚永江 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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