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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
《阿Q正传》发表了一百年，阿Q那滑稽而可怜的苦脸在人们心中活了一百年，关于阿Q的阅读与论争也进行了一百年。由《阿Q正传》的阅读史、争论史，我以为，可以总结出五种鲁迅作品读法。
深读法
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上发表过一篇讲座《深读鲁迅 学会思考》，在青年读者中反响很好。今天还要首先强调深读，这是因为，《阿Q正传》看似与鲁迅的其他作品不同，有些地方像通俗小说，但实际上含意最深，它最需要深读。
从作家的创作本意与知情者的本初评论出发，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途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主要是沿着这一途径向前进展的。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刚登到第四章时，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茅盾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其中所谓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后来冯雪峰所说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形象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Q正传》的主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章一并透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1926年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己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也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毫无疑义，“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阿Q正传》发表时的1921—1922年，“周氏兄弟”关系尚未破裂，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然而，一般读者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却是不易接受的。孙伏园当时想为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鲁迅依循“开心话”栏目的风格，将先前用于《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的笔名“鲁迅”更换为“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话语风格也与先前的含蓄深敛、凝练沉郁不同，加进了许多幽默和风趣。表面依照传记通例，但具体内容却完全抽空式处理，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与传统史传的严肃“崇高”生成反讽，也与先前严峻深刻的批判大相径庭。因而鲁迅去世后，《阿Q正传》改编中加进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和自己的东西，使之浮浅化、庸俗化，导致对鲁迅本意的扭曲。
这不禁引我想起一桩往事。1981年5月，我到扬州参加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大会筹备会，途经南京，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同志托人请我到南京代他看望一下陈白尘先生。我辗转到陈白尘先生家时，雷恪生等中央实验话剧院准备演《阿Q正传》的众多演员也在。代沙汀同志问过好后，大家就一块儿谈起来。陈白尘先生说，一位女大学生看了他改编的剧本后，说他是照抄鲁迅，没有自己的东西，这怎么能称为编剧呢？陈白尘先生接下来就说，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才明白完全按照鲁迅本来的文本编，不加进任何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和自己的东西，才是最正确的编法。事实证明，陈白尘先生说得非常对。他编的电影《阿Q正传》和主演阿Q的严顺开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也符合鲁迅的本意。
其实鲁迅生前就提到，他担心人们不理解他的本意，造成种种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中他就写道：“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近六年之后，在鲁迅逝世前两个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而鲁迅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又提出了经过十四年观察所得出的看法：“《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为无聊，不如不作也。”
由此，提醒我们要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就必须深读。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否则，如果只是浮浅化、庸俗化地当作滑稽小说去读，只能适得其反，扭曲鲁迅的本意。
博读法
我以为，要读懂《阿Q正传》，仅限于读这一本书和鲁迅著作是不行的。需要博览群书，从世界文学视野对《阿Q正传》进行比较与联想。当年茅盾在《阿Q正传》刚发四章时，就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很相像，就在于他博览过众多外国文学作品。
其实，《阿Q正传》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更为相像。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喜剧依照(罗马作家)西塞罗的意见应该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世态的一副模样，真理的一种表现”。莎士比亚同样借哈姆雷特的口说：演戏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经过时间的长期磨炼，阿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类精神弱点的艺术典型确实成为一种讽世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阿Q反映了人们失败后在假想中追求精神胜利的普遍弱点，堂·吉诃德表现了落后于时代的主观主义的荒谬和愚蠢，哈姆雷特演绎了人们在关键时刻易犯的犹豫性格，奥勃洛莫夫体现了俄国地主贵族的懒惰与散漫。它们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意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纠正缺点，正确行动。
从历史脉络来看，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现象不是孤立的。远的不说，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即喜欢以一种“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甚至一些学者中的佼佼者也这样认为，譬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也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但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被西方人捡了去发扬光大。而降至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正如许多研究家都引证过的那样，近代中国不乏精神胜利法的实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的将军奕山向英军卑屈求降，对朝廷却诳报打了胜仗，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说英人“穷蹙乞抚”。道光皇帝居然也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命通商。”英国侵略军于虎门攻坚不克，窜入没有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进入天津大肆骚扰时，在道光皇帝的“圣谕”中，却在大讲“该夷因浙闽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殖民者穷凶极恶地入侵，却说成是“投递呈词”“呈诉冤抑”；殖民者一路的烧杀掳掠，却说成是“颇觉恭顺”；分明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遭到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屈膝求和，大批赔款割地，在有关的“圣谕”中却还装得趾高气扬，说成是“妥为招抚”和“入城瞻仰”等鬼话。在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面前，阿Q比起来都是不如的。
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需要有人大喝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以上的背景知识，只有通过博读法，广博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才可能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
省读法
鲁迅1934年11月14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初衷时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作家设法把自己的精神意旨传达给读者、又设法使读者逐渐接受、进行反思的道路，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其中包含着接受美学。
鲁迅虽然没有运用这种术语，但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阐述过这样的原理:人人心中“有诗”，但是大多数人“未能言”，要靠“诗人为之语”，为之“握拨一弹”，读者则“心弦立应”，而且“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产生积极的反响。这启示我们：要读懂《阿Q正传》，就须把自己放进去，与鲁迅心贴心地反省自己，做到“省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醒悟。
这100年来，《阿Q正传》几乎成为考验一个人阅读力、领悟力和自我反省自觉性的试金石，启发人们精神反思的警示器。坦率而言，精神胜利法在遭遇个别挫折且无可奈何时，也不妨作为宽解自己的应时之法，并非不能稍微使用一下，否则，阿Q可能早就不能那样达观，而是直接疯掉了。但是，如果把精神胜利法当成一种长期的处世哲学，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如果那样，人们就可能永远陷在迷梦中不知觉醒，最后像阿Q那样死了还不知怎么死的。
苦读法
茅盾先生在近百年前就在《鲁迅论》中说过:“现代烦闷的青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激(他们所需要的刺激)，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如果你“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生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
正如林兴宅所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人类“前史时代”的一种世界荒谬性，不可能短期消失的。为了我们自己身上尽早避免这种阿Q的荒谬性，很有必要多读一下《阿Q正传》。王冶秋描述过这种阅读过程：“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起码要读十四遍，才能接近鲁迅《阿Q正传》的本意，可谓是一种“苦读”。中学生里流行着“三怕”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里面有鲁迅文章本身难读与教学方法不当等问题，但还有学生害怕苦读。作为教师，如果只用“好玩”的一面来吸引学生读鲁迅，这恐怕是不行的，我们承认鲁迅文章可能难读难懂，常说些逆耳之言，但又包含深厚意义。要读懂鲁迅，必须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图轻松。因为读懂鲁迅和《阿Q正传》，对自己一生更好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都是极有意义的。
关于阿Q典型性的研究，从高中时期在韩少华老师指导下初读，到大学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课反复读，再到后来于研究、写作中随时读，以及在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选》细读英文版，这60年间，我个人阅读《阿Q正传》何止十四遍，已超过一百四十遍。有的年轻朋友在我讲这一段时还不太相信这个数字，其实我一直以此书为镜像不断反省自己，至今仍然感到需要继续读下去、自省下去，有些地方没有读透，还需要再读、再回味、再思考。这种需求之下，苦读当然是必要的。
悟读法
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阿贵抽象出来，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种粗俗、简单的话表现了精神胜利法的荒诞逻辑，达到哲学的概括。
我们在读《阿Q正传》时，不能脱离实际，但又不能过实。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之所以把具体内容完全抽空，阿Q的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未庄也模模糊糊，就是引导读者脱离过实的窠臼，进行超越性的想象，悟出后面所藏的深邃哲理。《阿Q正传》确实写了阿Q的“革命”，但其创作主旨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通过阿Q，他不仅批判辛亥时期的“革命”，而且广及整个人类历史怎样结束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进入政治文明化的问题。要理解这更深的历史哲学，就须有更加超越的悟性，更加强调“悟读”。
归根结底，《阿Q正传》是一部鲁迅先生这位大哲创作的启人精神反思、开出反省道路的哲学小说。它是鲁迅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早进入世界文学画廊的现代伟大经典。鲁迅命名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揭示出人类精神机制深处的奥秘——在人类的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间隔”与“隔膜”，具有从外界退回内心，把物质世界的失败化为精神幻觉的胜利的“特异功能”。鲁迅出于改变人类精神的崇高目的，经过长期、艰苦的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形象地发现和揭示出这一弱点，并加以命名和高妙的表达。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评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全世界没有比这更深刻、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目前人类思想产生的最新最伟大的文字，这是人所能表现出的最悲苦的讥讽，例如到了地球的尽头问人们:‘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吗？你们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递过《堂·吉诃德》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作的总结，你难道能因为这个责备我吗？’”。鲁迅从“提炼精粹，凝为个体”创造阿Q这个艺术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颟顸的都市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直面艰难的物质实境，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才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如果阿Q诞生百年后的今天，有人问我们:“你们可明白你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吗？”我们或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默默地递过《阿Q正传》去，说：“这就是我们觉醒的总结，我们还会以此为‘镜像’继续提高我们觉醒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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