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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棒交到这一代学人手中，终于成功抵达终点——今年7月，随着《古本戏曲丛刊》第十集正式面世，延续67年的戏曲古籍编纂工作告竣，《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
7月23日,《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二十余位学者相继发言，每个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郑振铎。
“期之以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1954年，《光明日报》新创刊的《文学遗产》第一期刊登了郑振铎撰写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言，当时的郑振铎没有想到，自己所设想三四年完成的工作，竟跨越世纪，做了近70年。
翻开今日成书的《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初集第一种是元代王实甫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二卷》，十集最后一种是清代无名氏撰《三义节一卷》。《丛刊》共收录元明清杂剧传奇1193种，汇聚中国戏曲文化遗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
这67年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辛历程。面对十集巨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所第十任所长刘跃进感慨良多，他想到了文学所首任所长郑振铎，也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为《丛刊》奋力的三四代学人。
他向记者强调：这是一场使命接续！
第一棒：一代宗师的学术眼光
“小道末枝”“自生自灭”——在古代，戏曲的文学地位和剧本状态基本可以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廖奔看来，这正是郑振铎启动《古本戏曲丛刊》的大背景。
廖奔说，历代经史子集都不收戏曲剧本，戏曲剧本长期处于流散状态。1731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将元杂剧剧本《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介绍到欧洲，随后《西厢记》《琵琶记》等也陆续走向欧洲。西方人对戏曲的推崇，引起了1900年到日本留学、追求新学的王国维的重视，他因而写出了《宋元戏曲考》，成为中国现代戏曲史学的开山之作。廖奔认为：“因有了王国维的开山，才有了郑振铎后来进一步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才有了《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与实践”。
“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千余种戏曲文献完整呈现出来。”郑振铎当年的发愿被今天的学者赞为“一代宗师的学术眼光”。
事实上，郑振铎在筹划文学研究所（今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时，就将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和《古本小说丛刊》列入科研规划中，他曾在《劫中得书记》新序一文中谈及：“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郑振铎亲力亲为，1954年至1958年一口气编纂完成了前四集，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出版。初集收录三个不同版本的《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文传奇一百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
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认真撰写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言交给了文献学家赵万里，第二天便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踏上了飞往莫斯科的客机，不料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牺牲。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这场令人悲痛的“卡纳什空难”。而这篇序言则成了郑振铎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祝晓风曾在文章中写道，“郑振铎去世后，现今谁也没有当年郑振铎的资望、地位和学术能力，能以一己之力统筹协调这么巨型的一个古籍出版工程”，戏曲古籍整理工作“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58年，随着郑振铎逝世，《丛刊》编纂工作一度搁置下来。
同样是在1958年，另一则消息也被中国戏曲发展史重重记下：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
第二棒：珍贵文献化为天下公器
《丛刊》编纂暂停了，但前四集出版物已化身千百，文献价值伏脉千里。
对《丛刊》接续起到重要影响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就是20世纪50年代与这套书相遇的。如今年逾80岁的程毅中一次次回忆那时的场景：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的大三学生，泡在北大图书馆，因为毕业离校后很难看到那些文学古籍了，他争分夺秒地看《古本戏曲丛刊》里的百种戏曲。这一场景，也是多年后程毅中四处奔走呼吁《丛刊》续编的重要线索。
经由整理出版，珍贵文献早已化为天下公器。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说：“今天看来是稀松平常，但上世纪50年代，做古代戏曲研究，阅读作品是很奢侈的事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吴书荫说：“凡是从事元明清古典文学或戏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没有不查阅和利用《古本戏曲丛刊》文本资料的。”
接力棒传到了吴晓玲手中。
郑振铎罹难之后，著名诗人、社科院文学所继任所长何其芳要求把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并将《古本戏曲丛刊》列为文学所规划项目，由文学所研究员吴晓铃接踵其志，当时恰逢历史剧热，齐燕铭和吴晓铃决定率先编纂第九集，收入清宫大戏剧目十种，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正准备编纂第五集时，十年浩劫来了，这项工作一停就是19年。
第三棒：险成“烂尾工程”，却支撑起一个学科
“为着继续郑先生的事业，为着全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我们有责任把《古本戏曲丛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集陆续编印出来。”1982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重提续编《丛刊》一事，并指出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李一氓与郑振铎曾是在北京琉璃厂“争古书”的好友，他深知郑振铎网罗戏曲剧本，是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戏剧、文学、音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发展”。
“在李一氓先生的主持下，时任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大力支持，所内学者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诸先生带领吕薇芬、么书仪两位老师接下编纂任务。”社科院文学所科研处处长李超梳理了这段历史。
显然，这套书不是给普通读者阅读的书籍，而是专供研究者使用的重要文献，这项工作既辛苦又带不来名利，据了解，当年学者吕薇芬访书走到济南已是身无分文，在大明湖旁，只能啃上一个红薯，等着跟同事会合。正如吴晓铃于第五集序中所写：“他们默默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
事实上，默默无闻的工作正启发着千千万万的继往开来者。
古代戏曲剧本大多散见于各地公私藏书中，一些还藏于海外，许多稀见珍本即使知道所藏处也不一定能见得到，没有这套书，研究者就要跑去各地图书馆寻找。廖奔感慨道：“《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填补了经史子集四部之阙项。没有这套书，我们150万字、四卷本的《中国戏曲发展史》根本无法完成”。
更重要的是，《丛刊》支撑起了一个学科。据吴书荫总结，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史研究成为重要的学科，尤其是元明及清初戏曲研究能够取得突出成就，这套大型文献在其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廖奔则认为，有了《古本戏曲丛刊》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史研究的突飞猛进，才有了几年来戏剧戏曲学学科的开拓，才有了影视剧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
时间来到1986年，《丛刊》第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之后，因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编纂困难，项目又被迫搁浅，第六集遥遥无期，更有学者称之为“烂尾工程”。
第四棒：成就最大规模传统戏曲作品总集
编纂停顿近三十年，转机由当年泡在北大图书馆的少年带来。
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有学者呼吁续编《丛刊》，曾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程毅中最为热心，2012年，他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希望把《丛刊》后续部分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使全书得以完璧。古籍小组很快就将《丛刊》第六、七、八集列入出版规划。
社科院文学所第十任所长刘跃进接过了这一棒，社科院文学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调配精兵强将参与其中，2016年《丛刊》第六集正式出版。收录清代顺治至乾隆时期的109种剧目，其中多部为海内外孤本。
时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隆重纪念三位作家逝世400周年：中国的汤显祖、英国的莎士比亚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曾经“姹紫嫣红开遍”的中国戏曲再一次引来世界的关注。
但《丛刊》的续编工作才刚刚开始，底本搜集工作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类工作被古籍整理界称为“集腋成裘”，在学者的回忆中，记者捕捉了这样一些颇具“镜头感”的细节：
为找寻20多年前遗留的资料，国图出版社的编辑跑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档案室和仓库，却毫无收获，垂头丧气之余，只能打起精神从头做起；国家图书馆积极联络各地图书馆，于是，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各家藏书机构立即拿出珍贵馆藏剧本，供翻阅影印，这份慷慨来自“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胸襟。
7月23日《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社科院文学所来了15位专家学者，大家都想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
刘跃进说，多年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名家名作迭出，海内外大量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刊布，大都受益于《丛刊》的编纂与出版。《丛刊》从初集到十集，收录元明清杂剧传奇1193种，集中汇聚中国灿烂辉煌的戏曲文化遗产，不仅实现了郑振铎先生生前的愿望，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也彰显出无数参与者的奉献精神。他们在克服无数困难的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国家在古籍文献的收藏、编目、研究等方面的长足发展。
67年三停三续，几代人接力前进，这场鲜为人知的学术工作终于抵达了终点。终点是什么？是60多年前，郑振铎致友人信中兴致勃勃地写下的那句话——“这将是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品的集结！”
（本报记者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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