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④】

    对当下的人来说，发条信息，“秒回”，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而物理学家罗辽复当年搞科研，靠的是和同学写信沟通，一来二去，怎么也得个把星期。

    2800多封往来书信，浓缩着罗辽复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奋斗年华。23岁从首都北京来到塞外，他始终坚守在内蒙古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一线，直至80岁退休。

    如今，尽管已经没有教学任务，罗辽复仍然坚持在家搞研究。当记者联系采访时，他回复：“可来我家，即我现在工作地。”

选择

    时间，拨回到1958年9月19日早7点。呼和浩特火车站，个头小小的罗辽复，顾不上路途疲惫，提起行李，兴冲冲地下了车。虽然一切都很陌生，但看着宽敞的大马路，他自言自语道：“没有想象中的荒凉嘛。”

    为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当年从北大毕业后，罗辽复“怀着神秘感和年轻人的使命感”，以第一志愿来到内蒙古。

    “我一直的想法是，上学到一个好的大学上，工作要到一个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罗辽复说，“我想内蒙古还是比较合适的。”

    当时的内蒙古大学刚刚建校一年，校园里只有一栋主楼，基础设施很不健全。罗辽复到来后，正赶上连日停电。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创业的激情。他坚信，这是一所新建的大学，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施展才能。

    上海出生的罗辽复，一路往北，离家乡越来越远。“1952年高考后来到北京，先学了1年俄语，随后在北大读了5年物理专业。这6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一直在北京。”为什么没回去？“因为要花一大笔路费，家里负担不起。来北方很多年，慢慢适应了，到内蒙古后也很习惯。”

    罗辽复说，父亲始终鼓励他追寻梦想，希望他和同事一起，把内蒙古大学办成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也使他的信念更加坚定：“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内蒙古的冬天，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罗辽复住的平房四处透风，戴上皮帽，穿上皮袄，依然冷得打颤。但该备的课不能落，该写的文章也不能停。罗辽复争分夺秒，丝毫不敢放松。冻僵的手不听使唤，只能一边哈气、一边搓、一边写。

    由于学校里能查到的学术资料少之又少，为了搞研究，罗辽复经常需要往北京跑。有时，他就在北京图书馆旁边租一间屋子，把书借出来，在屋里边看边抄写资料，一待就是好几天。

    “这比较费时间，是有点困难，但也不算啥。”向记者说起这段经历，罗辽复“轻描淡写”。“我总喜欢弄清楚一些事情，到哪儿都一样，弄清楚后感到心里很痛快，这已经成了习惯。”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起来，就像刚解完一道难题般开心。

书信

    20世纪60年代初的内蒙古大学物理系，什么都缺。“没有实验室、没有图书资料。我一个人做理论研究，没有可交流的人。”罗辽复说，“在那个年代，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是感受不到现代物理学的影子的。”

    搞科研、建学科，实现“从0到1”的突破，谈何容易。年轻的罗辽复没有退缩，坚定地迈开攀登科学高峰的步伐。

    情况“不得已”，逼着罗辽复自己想办法。他写信联系当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后调入南京大学的老同学陆埮。经过深入探讨，他们决定主攻理论物理中的粒子物理方向。

    此后，两人一通信就是二十余年。山水迢迢，相望遥遥。罗辽复的信件编号“LF×××”，陆埮的信件编号“LT×××”。

    复杂的公式、奇特的符号，疑惑、求证、结论，填满了信纸的每一个空隙。

    1974年，他们在《参考消息》上，关注到丁肇中关于J/ψ粒子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陆埮写初稿LT576。经过一番频繁而紧张的讨论，罗辽复写最终定稿LF593，题为《高能正负电子对的湮没与可能存在的一种新型作用》。

    稿件送出后，LF594记录了这样一句话：“此文于1974年12月18日下午送出，半个月来，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斗争之场！”

    终于，投稿收到了《物理学报》主编朱洪元的回复。罗辽复激动不已，在LF595中原文摘抄了朱洪元的信，并附言：“接读朱先生的信后松了一口气，LF593的方案和实验事实没有矛盾!”

    在当时稿件积压的情况下，他们的文章很快在1975年2月的《物理学报》上发表。

    据1981年7月的记录，从1962年起，罗辽复发出的信件有1516封，陆埮发出的有1290封。

    “这2800多封信里头，有一大半都是弯路，都是不成功的东西，成功的是很少的。”罗辽复说。

    没有引路人，他们跌跌撞撞，摸索科学研究的道路和学科的前沿方向，但“这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两人通信期间，发表了基本粒子理论方向科学论文70余篇。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因基本粒子理论的成果，罗辽复和陆埮都获得奖励。

    “作为科学队伍中的‘游击小分队’，我们左冲右突，想方设法，坚守着大家最初的梦想。”罗辽复说，“这段特殊的科研时光已经化成我日益消退的记忆中永久的珍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罗辽复的研究方向来了个大转弯，转向当时很“冷清”的生物物理领域。

    “我喜欢碰别人没做过的新问题，想通过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远缘杂交，获得一些新发现，留下一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真正成果。”科研条件改善了，而罗辽复不服输的精神始终没有变。

桃李

    罗辽复清晰地记得，1959年初，自己被派到二年级教理论力学的情景。头几堂课，效果不理想，学生们反映“听不懂”。

    怎么办？罗辽复迅速和学生打成一片，从学生那里了解如何让他们听懂、如何激发他们的兴趣。

    分析力学抽象难懂，他就设计了一个陌生客人来到物理世界漫游、搜索物理规律的故事。

    两个月后，教学有了起色。学生们听得入迷、兴奋不已，有的学生甚至试图以分析力学的原理为基础，总结整个自然界的规律。

    由此，罗辽复的教学之路越来越顺，他培养学生的目标也逐渐清晰——“让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少走点弯路。”

    罗辽复上大学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刚刚起步，同年级的100多个同学几乎没有上研究生的。毕业之后来到内蒙古，全靠自己摸索学术之路，这让他深谙有老师引领的珍贵。

    “要引导学生去做基础研究。”罗辽复说，基础研究不能马上看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从科学史发展的角度看，未来是一定有用的，“要让一小部分人围绕兴趣搞科研，支持他们，就是支持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岁月更迭，罗辽复的学术生涯已过一甲子，他不仅自己深耕基础研究，还培养了博士21人、硕士29人、教授39人、博导12人。而他带领的生物物理和生物信息学团队，一共培养了博士56人、硕士150余人、教授49人（含国外）。

    如今，罗辽复的许多学生跟他一样留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投身边疆建设。

    左永春是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他开玩笑说，自己是“罗老师的徒孙”，因为他的导师就是罗辽复的学生。

    “中国人常说‘隔辈亲’，罗老师对我这个徒孙关爱得更多，照顾得更多。”左永春说，“目前罗老师仍然坚持在科研一线，针对新冠病毒受体蛋白在做更深的理论研究，一直在帮助我指导研究生。”

    在左永春心中，罗辽复是一位“特别纯粹的科学家”，跟他学习“更像是一种享受”。而最令左永春刻骨铭心的，是罗辽复教给他的一个信念，现在他又教给自己的学生——

    “科研人要学会像陀螺一样，通过不停地自转保持自身的平衡，进而影响和吸引周围的人和环境！”

    （本报记者 杨飒 高平 光明网记者 李伯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