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顺、康、雍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盛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有50多部,清代中期的作品则有10多部。道光和咸丰之后,才子佳人小说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只是偶尔有作品出现。纵观这些小说,在出版时大多都附有序跋。序跋作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包括官员、文人、书商、寒士等,由此也决定了序跋中观点的多样性。他们要么探讨才子佳人小说的源流,要么介绍作家,评点作品,要么对情与礼的两重性表达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使得序跋的内容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样貌。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序跋,蕴含着很多与小说有关的观点,多维度展现了时人对小说的认识和评价。虽然他们讨论的对象和前代有着很大的共同性,比如小说的现实性、地位、价值、创作等,但讨论的重点和方向都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人小说观念的变化,其中包括对小说功能认识的变化。
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与前代的小说序跋一样,注重强调小说教育、教化的社会功能。如沪北俗子《玉燕姻缘传序》:“以见善恶报施,天道不爽,洵足以垂鉴戒”;寉市道人《醒风流原序》:“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松林居士《二度梅奇说序》:“君子观之,可以助其上达;小人观之,可以止其下流,庶近忠孝”。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中更是明确主张小说相较于“经史”,更容易产生教化人心的社会作用,小说创作者应该致力于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
同样是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但不同时期的小说序跋强调小说社会功能的动因是有所不同的:明代中期以前,包括明代中期,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主要是为了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而明末及清代,经过晚明进步思想的洗礼,小说的社会地位本身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对小说的包容和认同大大增加,甚至统治阶级成员也加入了阅读小说的行列。明末清初以来,代表俗文学的小说和代表雅文学的诗文几乎形成了半分天下的格局。小说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已不再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序跋作者为了争取小说地位而强调其社会功能的用意也随之大大缩减,它更多的是对“文以载道”思想的一种客观继承与坚守。而与此同时,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对于小说的娱乐功能则有了更多的关注和认识。
撰写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创作,阅读小说作为一种欣赏活动,具有鲜明的消遣娱乐功能,但在文学批评中该功能一直没有被重视,历代的小说序跋中更是鲜有提及。而消遣娱乐,可以追溯至孔子“游于艺”的思想,正如朱熹《论语集注》所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游于艺”的价值内涵在历代的序跋中都很少有体现,而这一情形在清代的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中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中,关于小说娱乐功能的内容比比皆是。如松林居士《二度梅奇说序》提到出门旅行,“舟中寂寞,别无醒目者”,想要读小说“以消白昼”,且将阅读的快感比喻为“如风送锦帆何!”李春荣则在《水石缘自序》和《后序》中对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做了更加全面的解析。他认为小说的创作过程是非常有趣的——称创作小说,是“悬拟赏心乐事美景良辰”,“虽无文藻可观,或有意趣可哂”。认为阅读小说有提神、赏心悦目的作用:“阅之解颐,为爽心快目。”从创作和阅读两个维度对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做了更加周全的说明。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重视小说的消遣娱乐功能,这一方面与才子佳人小说的题材性质有关——这类题材本身富含娱乐色彩。另一方面也与清代的社会文化思想有着重要关联:清代的社会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对晚明“革故鼎新”思想的继承、反思和解构的基础上的。受李贽等晚明思想家的影响,清代的文学思想既有从“礼”,即情感克制的一面;又有主“情”,即情感释放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子佳人小说的序跋一方面强调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对“礼”的遵从与信守;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小说的娱乐功能——对“情”的关注与释放,体现了“志于道”和“游于艺”两种价值观的对立融合。反映了清人对小说功能认识的变化。
朱熹认为“游于艺”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艺”本身蕴含着“理”,“游于艺”将有助于人获知和感悟“理”。基于此,清人在评点小说功能时,对“游于艺”有了更多的关注,非常注重从儒家的“游于艺”中寻找理论营养和价值依托。比如《赛花铃后序》:“泳游笔札,浪谑词林,尼圣所谓游于艺者是矣!”清人凭借和延展“游于艺”的主张,在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中高举消遣娱乐的大旗,在强调小说社会功能的同时,也重视小说消遣娱乐的功能。使得世人对于小说功能的认识日臻全面。
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往往是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大多是科举落第的寒士,他们在思想上继承了明末思想解放的余绪,在精神世界中追求自我实现。他们在作品中呈现自己的想象,以小说的形式炫出自己的才华,在对作品情节的驾驭中获取精神自由。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突出了小说的娱乐功能,实际上表现了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精神。《平山冷燕序》:“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这是对自身才情的自信;“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这是对愤懑情感的倾泻和对心中抱负的展示;“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这是追求精神自由的夙愿,也是精神自由的些许实现……这类的话语和主张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中有很多,而追溯其思想渊源,应该都与“游于艺”密切相关——“游者,玩物适情之谓。”可以说,孔子“游于艺”的思想在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序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志于道”与“游于艺”在此实现了对立统一,小说的功能定位也由传统的社会教化走向了教化与娱乐的融合统一。
(作者:孙玮志,系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整理及研究〔17ZDA24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