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者”的历史内涵和启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心怀‘国之大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国之大者”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一大核心理念，广大党员干部应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深入领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指向，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之大者”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总结提出的关于治国理政的标识性概念，体现着国家治理中关于国势、国运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古代君臣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总是希望能够抓大放小、举重若轻，分清主次、辨别缓急，找到最核心、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并将其置于优先解决的位置，因势利导，未雨绸缪。

    “国之大者”的常见表述有“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国之大务”“国之大权”等。最早对“国之大者”的阐述是关于国家祭祀和军政的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其含义来说，“国之大者”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祭祀、礼制与教化。祭祀与礼教历来是古代君臣高度重视的事务。《汉书》称：“祀，国之大事也，恶其乱国之大事于太庙，故言大事也。”《晋书》记载：“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文献通考》中说：“夫国之大事，莫大于祀。”军政事务。历朝历代极为重视军政，往往将其提升至关系生存的战略高度。《六韬》中说：“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汉书》：“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通典》：“夫戎事，有国之大者。”爱民重农、尚贤举能。管子认为：“远举贤人，慈爱百姓，外存亡国，继绝世，起诸孤；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晋书》中也有言：“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赏罚分明、尊法诚信。唐中宗曾下诏：“国之大纲，惟刑与政。”《三朝北盟会编》：“法令者，立国之大本，人主之至权，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拨乱兴衰之具也。”明太祖强调：“赏罚者，国之大权。”理财救灾、薄赋恤民。宋人杨万里说：“保国之大计，在结民心；结民心，在薄赋敛；薄赋敛，在节财用。”元人苏天爵认为：“薄赋税者，治国之大经；广聚敛者，蠹民之弊法。”《清经世文编》记载：“财赋者，国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兴废，靡不由之。”这些论述充分认识并强调了轻徭薄赋对赢得民心的重要意义。

    每个历史阶段都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会出现新的问题，自然便会形成特定的“国之大者”。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开辟了选官用人的崭新路径，“国之大柄，莫先择士”，充分反映了科举取士成为时代的重大任务。宋代，在“重文轻武”的环境下，学校、人才选拔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被视为和天地、宗庙同等重要的“国之大本”。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人探寻救亡图存出路，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工商业等成为时代使命。“国之大者”的内涵在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解读和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仅传承着历史智慧，更反映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突出任务，彰显着一个历史阶段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

    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国之大者”的认识，充分展示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启示。

    “国之大者”在于固本。从“国之大者”的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农事、民生、祭祀、军事、教育、刑法、财税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发展的根本因素。农业事关国计民生，是古代社会的头等大事。“重农爱民”是维护王朝统治的基本准绳，祭祀事关国家权力秩序和意识形态问题，军事力量关乎国家安全，教育是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的重大工程，赏罚刑狱事关社会秩序，财税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古代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认识到“国之大者”各要素的重要性，探索各种方法来解决好这些问题。例如，古代君臣将“轻徭薄赋”“仓廪有积”等进一步界定为“国之大者”，实际上是基于“重农爱民”、收结民心的政治考量。固本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古代君臣对国家根本性、基础性事务的长期关注与重视，就是从根本上处理好“国之大者”。

    “国之大者”在于践行。我国古代，“国之大者”的主要讨论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讨论的目的主要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可行之法。对“国之大者”的论断一方面是顺势而生，源自君臣、思想家对国家发展新动向的敏锐把握。例如在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过程中，君臣围绕科举取士，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学校、人才等“国之大者”的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事而生，是一些官员在履行职能过程中，针对其职务范围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思考与应对。汉桓帝时期，连年饥荒，生产凋敝，生民贫困，有人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钱币轻薄，主张改铸大钱。刘陶冒着获罪的风险上疏反对，称“夫食者,乃有国之大宝，生民之至贵也”。明确指出国家忧患在于民饥，及时制止了铸钱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明嘉靖元年，南郊耕耤之际，有关人员却喧笑懈怠，礼科给事中李锡指出：“南郊耕耤，国之大礼，而教坊承应哄然喧笑，殊为渎亵。”因而请求对教坊司进行预演，反映了其对职责的有效履行和对国之大事的严肃态度。“国之大者”关乎国之兴衰危亡，关乎国计民生，却也是由诸多具体的问题组成，不仅能从各群体对国计民生的反思与建言体现出来，更能通过各群体对其职责的认真履行得以实现。

    “国之大者”在于居安思危。古人在对“国之大者”的讨论中，时刻关注危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总结出了诸多有关“国之大失”“国之大患”等的认识。明弘治年间，兵科给事中卢亨说：“兵荒者，国之大患。”强调兵荒是国家的重大忧患。明代思想家湛若水疾呼，一些兴利之臣急于征敛，却不知其“病国之大者也”。国之大计，务筹久远，古代君臣对“国之大者”的讨论蕴含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一些统治者还积极采取措施对干扰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防范。如唐德宗认为漕运是国之大计，而春夏之时，受两岸田地灌溉影响，舟船往往停滞，于是委任地方官负责分界管理，确保畅通。这充分反映了践行“国之大者”，也要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我们要认真汲取传统文化的思想滋养，准确把握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要求，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的、强调的、坚持的、维护的就是“国之大者”，深思笃行，履职尽责，自觉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使命。

    （作者：朱昌荣、刘文星，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