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

    【光明书话】   

    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了我的《汝信文集》（8卷本）使我深感荣幸。该书收入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在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字，可以说是大半辈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真实的记录。但我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绝不敢有“文章是自己的好”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念头。这些文章涉及面较广，但缺乏专业性的系统的深入研究，有的只是暂时填补研究空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是不高的。

跨进了哲学与美学的门槛

    有人称我为“哲学家”“美学家”，我实在愧不敢当。其实，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这所教会办的大学里采用的是美国大学通用的教材，其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是可想而知的。大学里讲授的课程大多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学业成绩也只是平平而已，算不上一个好学生，也从未有过将来当一名学者的雄心壮志。当时作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和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我的志向是参加实际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因此上海刚解放，我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生怕失去解放全中国最后一战的机会。我们的部队本来准备南下渡海作战，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一篇带自述性的文章里有所叙述∶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休整，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成了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唯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翻来覆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使我越来越对哲学和美学感兴趣。”

    过去在大学读书时，除了听过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外，我对西方哲学是一无所知的。至于美学，在当时大学里就根本没有开过这方面的课程，对其内容更是茫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使我初步了解他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批判，特别是他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指明了美学的基本问题究竟何在。当时我不知道这篇论文已经有了周扬同志的译文，还用拙劣的文笔把它“硬译”出来。我感谢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在沙皇残暴统治下始终坚贞不屈的伟大人格感动了我，并帮助我跨进了哲学与美学的门槛。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做学问、研究科学，要甘心坐冷板凳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1956年我决定离职投考副博士研究生，因此下决心同时报考了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和哲学研究所贺麟教授指导的黑格尔专业研究生。为了应付考试，我临时抱佛脚找了一些参考书来补课，结果居然两处都录取了。哲学所属于科学院系统，去那里学习更方便些，这样我就成为贺先生门下的研究生。

    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学识渊博，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对黑格尔哲学尤其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之一，精通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他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从头补课，为我制定了学习计划，认真阅读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美学》。黑格尔哲学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懂得了什么是辩证法，为什么它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从而促进了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在黑格尔著作中，我十分赞赏并深受启发的是他的《美学》，它不仅引发了我对美学的兴趣，并以其博大精深使我认识到美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探讨，必须结合实际，重视历史，必须要有广阔的历史感和历史视野，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否则就很容易流于空谈。对照过去读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我写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一文，由贺先生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有关黑格尔和西方美学史的论文，它和后来发表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成果。从此我就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

    我结束研究生学习后，留在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工作，这时我已放弃了原先打算回过头来研究经济学的想法，专心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和美学史。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欧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以至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当代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都曾是我研究探讨的题目，不过我的主要兴趣还是在黑格尔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我哲学研究生涯中的学徒时期，寒窗十载，似乎刚摸到一些门道，就遭到厄运。研究所工作陷于停顿，过去的研究成果遭到全盘否定，全体人员下干校劳动等待处理。这是我一生中白白浪费的最宝贵的年华。“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人得到解放，又有了读书学习的机会。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接受任务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他指名调我参加该书编写组，该组成员都是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专家，只有我是地道的外行。在任先生的指导下，我又一次埋头补课，研读了自先秦诸子至近代的一些中国哲学重要典籍，后来我写的有关儒学、韩非以及讨论中国哲学史上若干问题的一些文章都是在那时打下初步基础的。此外，我还和哲学研究所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一部普及性读物《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关于研究西方美学，我的思想也有所变化，过去我特别赞赏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康德和黑格尔所精心营造的美学体系，后来却越来越感到其局限性，因为它们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美学问题。改革开放后出国交流和参观访问的机会多了，增长了不少见识，使我领悟到，研究西方美学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从生活出发，不能单从哲学家的书本中去讨生活。这就促使我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利用在国外访问时直接面对一些人类伟大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亲身鉴赏体验去进行美学的探索，陆续写成一些论艺术和艺术家的文字，以美学散记的形式编成《美的找寻》一书，也算聊备一格吧。

    我大半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谈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倒不少。真正要做学问、研究科学，不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还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学高峰。这或许是我体会到的最大教训吧。

    （作者：汝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