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1945年，迎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之一出席会议。我党元老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签名。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派正式代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首创之举，实现了我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整整半个世纪前，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与联合国的渊源，远在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就已经开始。我党为联合国的创立和《联合国宪章》的诞生作出的政治贡献理应为历史和后人铭记。

    当时，国民党政府企图独占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我党通过激烈斗争，最终迫使蒋介石勉强同意董必武作为中共唯一代表加入代表团。

    1945年4月6日，董必武率《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翻译陈家康等人从延安启程。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数百人前去欢送。陈毅触景生情，赋诗相赠：“公等凌空去，中华气概雄。……代表四万万，朝霞大地红。”

    出席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一共十名成员，团长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当时胡适、顾维钧、魏道明三位代表已在美国，身在重庆的六位代表则搭乘宋子文的私家飞机，直飞美国。

    董必武一行就远没那么方便了。他们先由延安飞抵重庆，再搭乘小型军用飞机，先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然后转机赴中东，跨越非洲，横飞大西洋，来到巴西，接着转飞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最后于4月24日由纽约飞抵旧金山，前后花了近20天时间。年逾花甲的董必武一路颠簸辗转、奔波劳顿，不可谓不辛苦。

    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富丽堂皇的旧金山大剧院隆重开幕。会议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董必武参加了第三委员会，涉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和否决权问题，讨论最为激烈。中国代表团对于联合国宪章草案提出三项修正案：一是国际间如有危害和平事件发生，安全理事会应有权采取临时办法；二是争执一方不能执行国际法院判决时，安理会可以采取措施使其生效；三是，非联合国成员成为国际冲突一方或双方时，当争议事件提交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时，宪章中应有相应的权利说明。在中方的努力和坚持下，第一、三项都被采纳，最终写入《宪章》，为联合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贡献。

    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备受瞩目的中外记者招待会，600多名记者参加。记者们对于传说中“危险的中共分子”充满了好奇。一位美国记者提出请董必武站起来，“看看他究竟是否危险”。董必武通晓英语，没等人翻译，便面带微笑、落落大方地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记者们看到了一位温文尔雅、嘴巴上蓄有胡须的谆谆长者。董必武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我先给大家讲个寓言故事，题目叫《道听途说》。说的是有人在挖井，有人传说井下有人挖井，又有人传说挖井挖出了人来，结果越传越走样。可见，道听途说的事情不可信。今天我就站在你们面前，你们看看我像不像是个危险分子？”风趣幽默的开场白，让记者们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卑不亢、庄重谦和的风范，谣言不攻自破。董必武也赢得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的尊重。顾维钧后来写道：“他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是个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颇感惊奇。”

    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隆重举行。按照大会商定的程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在肃穆的气氛中，董必武用毛笔签上了“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至今这一珍贵历史记录还保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三楼的一个别致的玻璃柜中。

    我党将出席会议也视为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难得机会。董必武指示助手章汉夫、陈家康编印了《中国解放区实录》英文版小册子5000本，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各国代表、新闻记者和美国人民中广为散发，引起强烈反响。董必武还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中国问题的关键》等讲话，以大量翔实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奉行的基本政策，争取国际友人和华侨华人的理解与同情。

    董必武在美国期间还广泛接触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和华人华侨，播种下友谊的种子。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华侨说：“他是个和气的人，他会听我说说心里话的。”纽约唐人街的华侨社团中华公所为中国代表团举办公宴，然而在国民党操控下未邀请董必武出席。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的会友们知道后非常气愤，当即在“顶好餐馆”单独为董必武举行欢迎晚宴，表达对共产党的敬意。华侨们边和董必武握手边流泪，说道：“你们是中国的希望，是真正的希望。”第二天，《纽约华侨日报》头版刊登了董必武和同胞握手的大幅照片，并以“中国的希望之光”为题专门介绍了这次宴会，引起华侨社会的极大震动。正如美籍华人邝治中所言：“当后来在思考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生活费和交际费，但他对每项开支都精打细算，生活费用一减再减。抵美第二天，董必武花25美元买了一套西服，这成为他在美出席外交活动唯一的一身服装。董必武不住宾馆，而是住在侨胞宿舍，自己开火做饭。他的旧毛巾磨破了还在继续用，当地华人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买了条新毛巾送给他，才把旧的换掉。就这样，董必武将省下的2500多美元，再加上华侨捐款，为新华日报社购买了一套价值3万美元的印刷设备，还向《华侨日报》捐款1万美元。回国后，女儿董良翚忍不住问爸爸带了什么“洋货”给他们，董必武语气平静地说：“没有带，一点也没有带，所有剩下的钱都填补进去充公购买公物了，你们不会认为这太不近人情了吧？我们延安现在的生活还很苦，全国人民的生活更苦，我们的一分钱要当两分钱用，能节省的就节省，节省下来的钱能用在公事上的都要尽量用在公事上，先公后私嘛！”

    11月20日，董必武圆满完成使命，乘飞机回国。他将参会的感受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写在诗中：“竟是平生一快游，空行万里总悠悠。乘风破浪非虚语，障眼浮云在下头。欧陆暂无锋镝苦，东瀛将献寇仇囚。前途尽有光明路，莫忘中藏曲折幽。”

    （作者：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