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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部电影，8个民族演职人员共同合作——经典的诞生
1960年，军旅出身的赫哲族剧作家、哈尔滨话剧院编剧乌·白辛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但由于国际政治变化等原因，此次拍摄不得已下马。长春电影制片厂没有放弃这部难得的好戏，经过一番努力，1962年再次投拍《冰山上的来客》。年轻导演赵心水接下了这个任务。赵心水是战火中走出的导演，学生时代参军，立过战功，对军旅题材有着特殊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一直追求写实与浪漫兼具的艺术风格。潜心研究原剧本后，赵心水觉得应该补充素材，并重新构思，他的请求得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和编剧乌·白辛的同意。于是，赵心水远赴新疆，深入冰山哨所体验边防战士的生活，也住进牧民家里。这次采风长达好几个月，最终，赵心水将自己在边疆的见闻与感受都融入了新剧本的改编创作中。历经三次修改之后，最终版的电影剧本已经与原剧本有了很大的差别。比如，赵心水在采访时听到的边防战士因天寒执勤而牺牲的英雄事迹，化作新剧本中一班长在暴风雪中顽强抗敌，坚守冰山哨卡，最后被冻成“冰雕”的悲壮情景。赵心水在改写中还加入了许多当地的民俗文化，民族生活细节更丰富，民族文化风味更加浓郁，情节也更加生动了。
接下来，赵心水导演走遍新疆，寻找“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扮演者的过程，又成了一段佳话。首先要找到一个扮演古兰丹姆的演员，在新疆财贸学校就读的15岁姑娘阿依仙木偶然进入了导演的视野。影片的外景地在新疆天池，拍了两个月。经过扮演杨排长的梁音和扮演假古兰丹姆的谷毓瑛的帮助，阿依仙木终于克服了不会汉语、不会表演的不足，她的表演越来越让导演满意。不过，最终的配音还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演员向隽殊完成。电影公映后，阿依仙木因其独特气质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一时家喻户晓。阿米尔的扮演者阿木都力米提原是新疆男排的运动员，导演看上他之后，排球队却不放人，最后不得不通过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下命令才解决问题。公映后，阿木都力米提收到了整整一麻袋的“粉丝”来信。这两个演员的挑选，对于影片的成功非常关键，他们身上天然携带的民族特性强化了故事的地域性及真实感，他们质朴无华的表演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
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生动地描绘了边疆军民曲折惊险的反特斗争，也讲述了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还运用了镜头画面与音乐等视听手段，再现了西北边疆的绚丽自然风光和塔吉克族人民的节庆、婚礼等习俗。当然还有那首动人心魄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以及《怀念战友》等其他插曲。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公映，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大江南北流行开来。这首深情动人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影片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阿米尔回忆年少时与古兰丹姆的苦难离别。第二次是杨排长为试探新娘，让阿米尔唱起这首往日的歌，证实眼前的古兰丹姆是假的。第三次是阿米尔与真古兰丹姆相认，先是默契合唱，然后深情相拥，全剧达到高潮。这首歌贯穿始终，几度成为叙事的重要动机，实质上成了影片的主题曲。那句“阿米尔，冲”是沉淀在几代人心中的“关键台词”。而在影片结尾时，随着激昂的音乐响起，杨排长发令“向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这是对国家意识的强有力召唤，使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升华。
《冰山上的来客》也是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已经成为新疆题材电影的翘楚。不过，这部新疆民族题材电影是8个民族演职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晶，该片编剧乌·白辛是赫哲族，影片风俗顾问古里米尔和扮演阿米尔的阿木都力米提是塔吉克族，演员马陋夫是回族，恩和森是蒙古族，白德彰是满族，扮演真古兰丹姆的阿依仙木是维吾尔族，另外还有几位哈萨克族演员。这种多民族艺术工作者的合作在当时很有首创的意义，多民族的创作人员在一起，共同完成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2.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让美好的故事传播得更远——经典的生命力
《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音乐堪称完美的创造。作曲雷振邦倾情贡献，创作出影片中的经典音乐，音乐类型丰富，极富民族特色。而且，音乐介入故事发展，兼具抒情功能和叙事功能。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之外，影片中的其他几首插曲如《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等，同样脍炙人口，经久不衰。这优美激昂的旋律与惊险激烈的故事一起，代代相传。
当初，导演赵心水邀请雷振邦为电影编曲，因为雷振邦此前创作过《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影片的音乐，尤其擅长编写少数民族题材音乐。接受任务后，雷振邦反复研究剧本，仔细揣摩导演艺术构想。为了把握塔吉克族的音乐风格，雷振邦和导演一样，从长春一路辗转，不辞辛苦，直奔新疆，在半个多月后终于到达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采风。在帕米尔高原的旅途中，他偶然听到一首塔吉克族舞曲，伴着热瓦普的弦音分外动人。雷振邦在此舞曲的基础上简练揣摩，将影片角色的淳朴情感融入对这首古老音乐的改编中，重新再创作，于是诞生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首表现爱情的主题歌之所以成为这部“反特故事片”的主题曲，是因为它完全超越了电影中青年男女爱情的表达，而成为纯真情感和美好生活的象征。在音乐风格上，这首歌曲的优美也与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另外的插曲如《怀念战友》《帕米尔的雄鹰》等音乐的壮美相辅相成，完美地构造出影片张弛有致、丰富多样的叙事节奏和情感线条。也正因此，它成为新中国电影音乐创作中的杰作。影片一经公映，这首歌曲马上风靡全国，随后，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歌手倾情演绎，新版本的编曲和演唱层出不穷。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动人的旋律与民族风格也激发出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2006年，一支同名独舞成为第八届桃李杯舞蹈比赛的获奖作品。这支舞蹈并没有表达原初作品完整的时代语境，而是集中表现了歌曲以及音乐所体现的新疆韵味。同在2006年，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播映。电视剧在剧情上充分尊重原电影，其叙事框架与电影版本基本保持一致。当然，在原电影版本的基础上，电视剧的情节也进行了合理的扩充，把电影中因篇幅有限意犹未尽之处叙述得更加细致翔实。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也确实成了电视剧片尾主题曲。
由于《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音乐如此脍炙人口，并携带着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双重资本，因此，同名舞台剧作品很受文化市场青睐，而影片中的六首歌曲也成为这些舞台剧的“镇剧之宝”。2004年，新成立的新疆歌剧院演出了其首部作品，也是新疆第一部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它的时代背景、情节及人物关系均源于同名电影，由“来自远方的新娘”“大雪弥漫的冰山”“晶莹闪光的魂灵”“谁是真正的玫瑰”“阳光灿烂的高原”五幕故事组成，音乐也基本上以电影中的几首插曲为主旋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高原之歌》《怀念战友》等唱段很自然成为了剧中的几个高潮。音乐剧《冰山上的来客》的编剧姚承勋说：“把电影改编成音乐剧，这不是超越，而是扩大。”当舞台两侧的背景板上播放出小阿米尔与小古兰丹姆流泪告别的电影片断时，配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曲，此情此景勾起了观众们的美好回忆，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而2014年国家大剧院歌剧版的《冰山上的来客》以新的艺术体裁再次讲述了这个经典的故事，更是对同名电影的致敬。这部歌剧由同名电影的曲作者雷振邦之女、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雷蕾担纲作曲，著名词作家易茗担任编剧，著名导演陈薪伊担任歌剧导演。作曲家雷蕾在父亲雷振邦的音乐基础上进行了更投入的创造，这种血缘与文化精神的传递让人肃然起敬。雷蕾在新疆采风时，巧遇了一位当年曾陪同她父亲采风的老乡，还巧遇了另一位当年为她父亲演唱过民歌的民间艺人。两代人与《冰山上的来客》深深结缘，两位曲作者仿佛跨越时空重逢对话。艺术来源于人民，扎根于大地，两位作曲家都意识到田野采风对于音乐创作的重要性，也亲身践行艺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最终，歌剧版音乐与电影版音乐可谓水乳交融，父女俩的音乐浑然一体。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出演了女一号真古兰丹姆，以她的声音造型和艺术造诣，深孚众望，把这首歌和这个故事传播得更远。
3.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召力——经典的密码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境反特故事片”应运而生。正像影片开始阿米尔报到时送的信中所写的，当时确实有国民党残匪在边疆地带伺机而动，“边境反特”一类故事因此有其现实依据，同时，这些“边境反特”故事也有着非凡的文化建设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边境、国界概念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内涵。人类学家王明珂曾有一个巧妙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面对冷战敌对环境，国家利用电影这种当时的先进传媒，明确地理与文化的边界，并确立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主体性。电影中国境线的反复强化呈现，正是新生共和国的国民教育的重要一课，人们在电影放映的第一眼就看到“国家”，提升了新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念”。
因此，“边境反特故事片”成了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样式。《冰山上的来客》展现的国境线与少数民族形象也具备了展示与提升新中国政治与文化形象的功能。这些“边境反特”故事，是这一特殊时期内的“国家叙事”。《冰山上的来客》是中国银幕上最早的表现新疆军民团结一致反分裂的故事。在与敌对势力斗争过程中，军民的智勇、英雄的牺牲、民族的团结等，都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内容，通过故事的讲述，新中国的革命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建构起来。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新中国类型片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当代“谍战”题材电影的先驱。从《冰山上的来客》以及更早的“边疆反特”题材电影开始，中国电影人对这种类型进行了各种实验，边疆雄奇秀美的山川、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民族习俗、针锋相对的敌我斗争、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团结精神、具有地域色彩的音乐等等，为当时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其中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为国人铸造起了共同记忆和情感结构。
影片的第一主角是杨排长，但阿米尔的形象对观众心理而言，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在他身上，凝结着大多数观众确立自己文化身份过程中的变化机理。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之初，电影成为教育群众、激励群众最重要的媒介。作为一个新战士，阿米尔一出场就面临私人情感的困惑，这份情感困惑也阻碍了他在思想上真正成长为一名战士，他的情感走向也开启了整部影片的悬念。从民间伦理的角度看，阿米尔与古兰丹姆青梅竹马的感情受到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联盟的破坏和欺骗，必须得到匡正。边防军革命组织惩恶扬善，最终使阿米尔在真假古兰丹姆之间，看清了个人情感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了自己作为战士的责任和使命。革命护佑了阿米尔与古兰丹姆的感情，又通过杨排长安排的“认干亲”，使这种人间的幸福分外圆满，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因而革命事业帮助阿米尔完成了身份建构。观众也通过对阿米尔角色形象的情感投射，继而产生了对革命事业的价值与意义的认同。影片又通过片尾夜空中升起的三颗信号弹，将这种认同提升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这也是这部电影以及这个故事能强烈吸引观众，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经典的关键。
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在这个故事中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力。民族风情是《冰山上的来客》叙事扣人心弦的重要因素。塔吉克族的服饰、婚俗、节庆、礼拜寺、墓地以及群众对白中地域性很强的用语和异域感十足的文体等，再加上帕米尔高原上的险峻冰峰与湍急河流等地貌，构成了影片奇崛的视听体验。借助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想象和刻画，这一故事中的爱情描写以及民族歌舞场面，很容易俘获观众的心。但这种民族视听元素并没有单独静态地呈现，与视听愉悦并置的是一种革命价值观的植入，是民族文化元素深入到核心情节并参与到人物及其关系的塑造，是个体、族群融入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中，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卷入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漩涡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庄严肃穆的形成过程。这才是《冰山上的来客》成为经典的奥秘！而后世对这一经典的改编和重述，首先需要解开这一经典的文化密码，才不会辜负这永恒经典的文化滋养。
（作者：胡谱忠，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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