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1937年至1947年，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神经中枢”和总后方，也是千千万万抗日爱国志士心中的革命圣地。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政治隔离、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敌后抗战情形难以透露到外界。从1940年至1944年初，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人访问延安。共产党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不断揭露国民党阴谋，并多次表示欢迎外国记者前来参观访问。

    “红色中国”成为西方记者心中的“未知之地”。红军真的存在吗，抑或只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边区是“封建割据”，还是“自由光明的乐土”？记者们前去“探秘”的呼声不断高涨。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强大舆论压力，出人意料地第一次批准了外国记者们访问延安和边区的请求。

    1944年6月9日，由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记者夏南汉神父等6名外国驻华记者，国统区9名中国记者、国民党指派工作人员等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参观访问。记者团在延安和陕甘宁地区逗留了数月，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对共产党根据地仅有的一次集中、大规模的采访活动。

    规格高。在延安，记者们见到了中共所有高级领导人和延安各界负责人。毛泽东出席了欢迎记者团的招待会并回答了记者们连珠炮般的提问。周恩来主管记者团的接待工作，交际处负责具体工作，杨尚昆担任处长。周恩来提出了交际处工作方针，就是著名的“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也成为我党抗战时期的总体对外方针。朱德、叶剑英等设宴款待，林彪、贺龙、博古、吴玉章等人悉数出席。记者们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位“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不由纷纷拿他与蒋介石进行比较。在斯坦因笔下，毛泽东是“能干的、老练的政治家，是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则有着“严肃、呆板、忧心忡忡的军人性格”。爱泼斯坦则写道，蒋介石“事必躬亲”，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蒋介石喜欢“摆架子”，而毛泽东却能和老百姓“随意交谈”。

    谈得深。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记者们的单独采访。他与斯坦因的一次交流创纪录地持续了12个小时，从头一天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二人聊了共产主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等。斯坦因回忆说：“直到凌晨3点，当我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我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时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继斯坦因之后，美国记者福尔曼、爱泼斯坦等也单独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记者们还利用一切机会拜访朱德、周恩来等中共其他领导人，获得了最权威的一手信息。

    触动大。延安向记者团“全景式”开放，并为采访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记者团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工厂、农场、学校、医院、报社等各行各业，全面了解根据地的真实情况。9月，记者团部分成员来到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连续数夜随军观察八路军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被事实击破。天亮时，战士们押送俘虏回到村里，村民们赶着猪羊，提着鸡蛋红枣，欢天喜地上前来慰问勇士，目睹这一幕的记者们都被深深打动。当翻译告诉他们，老百姓在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们也情不自禁举起右臂跟着一起欢呼。福尔曼激动地说，“听国民党官员说八路军六年不抗日了，这次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在作战。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到过欧、亚、非许多战场，像你们这样军民合作打敌人的情景，从来没见过。”

    接待好。交际处对记者团的食宿做了精心筹划，把最好的窑洞和最美味的食物留给了他们。交际处副处长金城撰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里对此有过细致描述。记者们被安排在新市场南边半山腰的窑洞里，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分开住，每个窑洞住两位记者，每层都有勤务员。记者团一日三餐是：早餐有鸡蛋、牛油面包、馒头、红豆小米稀饭；中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平时主食是馒头，也会预备适量的酒。中外记者们对此都很满意。

    写得真。中共的主动“喂料”与记者们的所见所闻到相互印证，形成了批驳国民党谣言的“证据链”。1944年7月，伦敦《泰晤士报》刊载了毛泽东接见记者团的谈话。8月，《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媒体纷纷刊登记者团发出的通讯。爱泼斯坦写下了许多感受和细节，“毛泽东平易近人，说话从容不迫，不拿腔作调。”“周恩来总是谈笑风生，他诚恳、有耐心、绝不敷衍了事，对于原则问题有着极严肃的态度。朱德总司令非常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爱泼斯坦说：“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影响远。延安和边区之行虽然仅数月，但这段记忆长久地回响在记者们的脑海里。美国记者福尔曼写下了轰动中外的著作《红色中国报道》，也译为《北行漫记》，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斯坦因出版了《新中国的长城》，爱泼斯坦完成《见证中国》等著作。记者们还描述了八路军在医药、通信等方面的困难，纷纷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援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籍“啦啦队”。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其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倾尽余生之力。

    西北记者团访问延安是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意义甚至可与埃德加·斯诺1936年赴保安相提并论。爱泼斯坦自豪地将记者团称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进一步走向世界。

    （作者：蒋书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