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盐与江淮盐商的文学及学术活动

    以唐代地理言之，江淮盐商指生活在扬州广陵郡和楚州淮阴郡的盐商。两郡东临大海，生产俗称“淮盐”的海盐。唐代名臣李吉甫曾任淮南节度使，驻扬州。宋代姜夔《扬州慢》有“淮左名都”句，“淮左”指淮南，与“江左”指江南同义。“名都”指扬州。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刘晏以淮盐为“漕佣”（《旧唐书·食货志》），为后世重点征榷淮盐铺平了道路。洪迈记载道：“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容斋随笔》）在经营淮盐的过程中，扬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华。

    宋代鼓励商人经销淮盐，史有“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宋史·食货志》）之说。在朝廷的引导下，两年后出现了“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及“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宋史·食货志》）的局面，“淮东”指淮南东部的盐场。元代，淮盐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有“惟是淮盐最资国用”（马端临《文献通考》）之说，又有“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元史·郝彬传》）之说。

    又承唐、宋、元余绪，明代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继续设在扬州。在政区变化及海岸线向东延展的过程中，盐司辖三座分司、两座批验所和三十座盐场，故有“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曰淮安；盐场三十”（《明史·食货志》）之说。以今之政区言之，三座分司所辖盐场分布在扬州、泰州、南通、淮安、连云港和盐城。批验所是审核盐引（经销食盐的凭证）真伪的机构，核准无误后，盐商方可到指定的区域销售食盐。

    明代，淮盐税收有多大的岁额？“国家盐利，惟两淮为最，然岁入不过六十万缗，已当天下之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问题是，盐税占到国家财赋的多少呢？明神宗时，户部尚书李汝华写道：“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清代，实行新的土地赋税制度及人口快速增长后，淮盐地位多有下降，不过，依旧是国家财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盐崛起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在经济重心移往东南的过程中，江淮成为重要的漕运节点；二是自春秋后期吴王夫差开邗沟以后，运河建设与运盐河建设拧结在一起，为淮盐输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三是在统治者的引导下，淮盐以低廉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赢得了盐商的信任；四是销区不断地扩大，为淮盐崛起奠定了基础。以今之政区言之，专制国家划分的淮盐销售区，主要由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河南部分区域构成。

    明初，在“募商人入粟中盐”（《万历野获编》）及“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明史·食货志》）的过程中，晋、陕商人与淮南商人等一道，获得了经销淮盐的权力。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推行纳银“中盐”之策，“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明史·食货志》），与此同时，徽商开始在淮盐市场崭露头角。

    独特的地理及交通区位，为盐商入住江淮提供了条件。如扬州和淮安两地的盐商在追求奢侈的同时，给江淮崇文之风注入了新的内容。弘治以后，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与江淮盐商多有交往。如“公安三袁”与徽州盐商吴龙田是朋友，袁中道有《吴龙田生传》传世。居扬州时，困顿之中的袁中道突然“买姬复买居，且作广陵客”（《送中郎入都中》），与盐商慷慨解囊密不可分。又如淮安盐商程岑山与桐城派之祖方苞（方望溪）等文士多有交往，时有“与方望溪、王墙东诸名流会文赋诗。……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殆无虚日”（黄钧宰《金壶七墨》）之说。

    从明中叶到清代，江淮盐商主要在扬州和淮安两地从事文学活动。时有“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林苏门《续扬州竹枝词》）之说，这里所说的“商翁”指扬州以盐商为主的商人。与此同时，淮安亦汇聚了一批盐商诗人。袁枚记载道：“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随园诗话》）程嗣立有柳衣园，“凡文人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淮安河下志》）。在与文人交往的过程中，盐商的诗文写作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从事文学活动的过程中，盐商还出资筹办诗文之会。如盐商汪坤“工诗，广交游，尝于扬州集诗人为会”（李斗《扬州画舫录》）。当扬州成为盐商展示文学才华之地时，淮安也出现了“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淮安河下志》）的盛况。盐商举办诗文之会，主要在私家园林进行。如“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扬州画舫录》）。如赵翼应程氏盐商之邀，入住淮安著名的私家园林荻庄，留下《程晴岚太史招饮荻庄即事》《再过淮上，晴岚留饮荻庄即事》等诗。

    叶淇推行纳银“中盐”之策后，盐商移居江淮推动了扬州和淮安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如徽商易谐“居扬州，工诗，筑抱山堂以延四方名士”（《扬州画舫录》），故有“由于盐商们的厚实财力、热情邀请、真诚相待、众多的藏书、舒适的条件等多方面原因，使得盐商周围集结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其中不少是名盛一时的学者、诗人、画家”（王瑜、朱正海《盐商与扬州》）之说。

    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分支，与当时盐商关心学术有直接关系。阮葵生有“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茶余客话》）语，“山右、新安贾人”，指晋商和徽商。乾嘉学派尊崇阎若璩，阎若璩的五世祖是“占籍”即落户淮安的盐商。江藩记载道：“先世居太原县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出游巩昌，与陈秀才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三十一年，客闽归，乾学延至京师为上客，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曰：‘阎先生学有师法，非吴志伊辈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诗文不经百诗勘定，未可轻易视人。’”（《国朝汉学师承记》）阎若璩生长于淮安，是著名的经学家，同时又是誉满天下的诗人。又如徽州盐商程晋芳“罄其资购书五万卷，穷日夜讨论之。天子南巡，君献赋行在，召试第一，赐举人，授中书。寻举进士，授吏部主事。《四库》馆开，以荐为纂修官。书成，擢编修”（《淮安河下志》）。程晋芳中进士后，又成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可谓是江淮盐商的一大荣耀。此外，盐商与文士结社及倡导文学，改变了追求奢侈的家风，为子孙后代走科举之路创造了条件。据《重修两淮盐法志》，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两淮盐商子弟登进士者有85人，中举者有116人。

    最后要说的是，明中叶即淮河通航之前，扬州和淮安均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扬州主要与东南亚、波斯、大食等进行贸易，淮安主要与日本、新罗等进行贸易。淮河断航及丧失海外贸易地位后，淮安主要接受扬州的影响，甚至盐商也主要来自扬州，如史有“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赀巨户”（孙云锦《光绪淮安府志》）之说。进而言之，弘治以后，由盐商主导的淮安文学及学术活动主要接受扬州的辐射，如有“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金壶七墨》）之说。当然，淮安文学及学术也有自身的特点，如清中叶以后，有阮葵生、潘德舆、鲁一同、丁晏等名满天下的大家。

    （作者：张强，系淮阴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