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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回眸】
前些日子，“毛泽东在延安珍贵音像首次曝光”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首。无独有偶，此前出版的《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1939）》中文版，也首次披露了不少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老照片。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全部来自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
1906年11月26日，卡尔曼出生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其父亲因同情布尔什维克死于白军监狱。卡尔曼拿起父亲留下的相机，成为一名摄影记者。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卡尔曼受苏联政府委托来到中国，用摄像机镜头记录这个正在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国度。
卡尔曼到达中国的三个月前，武汉保卫战打响。外国记者们通常每周三出席国民党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吹风会。然而，和许多喝着茶、坐上一两个小时后敲出一篇“战地”新闻的记者不同，卡尔曼总是带着摄像机冲在战争的最前线，拍下日军轰炸下的血淋淋的汉口——“一座座小房子如同儿童们用纸牌搭的小屋一样熊熊燃烧”“被大火吞噬的大街上，惊慌失措的人们穿梭奔忙，他们想从大火中救出点啥东西，从瓦砾下把烧死和受伤的人拖出来。”武汉沦陷后，美国摄影记者艾利克·麦尔建议卡尔曼留下拍摄日军入城式。卡尔曼表示，他不像麦尔一样同时持有中日两国的拍摄许可，他打算同中国人一道撤离，二人就此别过。而就在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所有留下的记者都被日军“客气地请回”了上海。
随后，卡尔曼走过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来到重庆。他在途中拍摄了许多游击队员和前线士兵，记录下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第一手证据——白纸黑字、盖有日军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印章和亲笔签名的作战命令，该命令及其附件所包含的内容有在华中军事行动中使用毒气瓶和毒气弹的方法。此外，卡尔曼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与男人一样为祖国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中国妇女们，新安旅行团开展抗日戏剧演出的孩子们，还有许许多多农民、手艺人、商人、苦力……他见证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战争年代最真实的生活。
1939年5月，卡尔曼机智地甩掉国民党方面“陪伴同行”的副官，以《消息报》摄影记者身份乘车来到延安。他兴奋地对刚从苏联返回延安不久的朋友萧三说：“来中国8个月了，到了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了！”
5月25日晚，毛泽东接见了卡尔曼。他们聊的很多很细，既探讨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战线，也谈论了航空等科技前沿问题。例如，关于北方海路和北极，毛泽东不太关注冰上风情，而是对那些军舰的吨位更感兴趣。卡尔曼形容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战略家”。就餐时，毛泽东还邀请卡尔曼的司机顾保申同桌吃饭，平易近人的态度让顾保申颇为感动。饭后，毛泽东给卡尔曼放了一段戏曲，只见毛泽东在椅子上仰坐着，闭着眼，一只手打着拍子。卡尔曼尽管不懂戏文，还是捕捉到毛泽东“作为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人，很喜欢并深刻理解这段音乐”。毛泽东还手书一篇《七律·长征》送给卡尔曼。
卡尔曼在延安见过几次毛泽东，他们长时间交谈、散步。卡尔曼形容毛泽东“一分钟都不停地做着大量工作”。有一次偶然遇见刚从田地里收工的一些农民，毛泽东“向农民询问一些事，给他们出主意”。这些共产党领袖与人民一同生活的生动场面都被卡尔曼用摄像机记录下来，拍成《毛泽东的工作一日》。卡尔曼也曾受邀同美国摄影小组一道为蒋介石摄像，但只是走个过场的15分钟摆拍。
卡尔曼是进入边区的第一位苏联新闻记者，他把延安称为一座青春城市，“青年们从全国各地会集到这里”。“要把自己的力量、创造能力贡献给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青年们迫不及待地同卡尔曼探讨世界形势与各种问题，卡尔曼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的医院、食堂、学校、幼儿园、艺术团体等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延安人民积极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3日，卡尔曼告别延安，短短20天时间里，他差不多拍摄了延安的一切。临别时，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从中山装上摘下一枚抗大建校三周年珐琅像章，别在卡尔曼胸前说：“戴上吧，记着我们，别忘了延安。”卡尔曼握着朋友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凝成笔记中的一句——“不会，我决不会忘记你，延安！”
1939年9月，卡尔曼离开中国返回苏联。一年的时间里，卡尔曼从兰州经重庆东行至武汉，又从湖南到两广后北上陕甘宁，走了25000公里，足迹遍布11个省，最后带着10000米用过的胶卷和对中国的恋恋不舍离开。
除了中国抗日战争，卡尔曼还先后拍摄过西班牙内战、苏联卫国战争、阿尔巴尼亚抗击意德占领、越南抗法战争、古巴革命、苏联国内建设等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由于劳累过度，1978年4月28日，卡尔曼不幸因突发心肌梗死逝世。后来，苏联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敖德萨的一条大街，并于1980年在莫斯科的卡尔曼故居设置了带有他头像的纪念铜牌。（作者：吴雯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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