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从新青年到燃灯者

    【大家·同心同行】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人类的历史在继承中不断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特印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固有使命。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艰苦卓绝、光辉灿烂的发展奋斗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个时期。多少仁人志士在风雷激荡的大时代里追求真理和光明，尽一己之力，拼命地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奉献，以坚定的信仰和坚实的态度，带动、鼓舞、影响着身边的人。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点燃了思想之灯，照亮了周遭的世界，给渴盼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杨东莼，这位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就是这样一位在时代洪流中不惜燃尽自己也要追寻真理与光明的实干家。

    追随李大钊

    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悲愤的学生组成了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直奔赵家楼。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打破了动荡年代的混乱与沉闷，迅速点燃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时年19岁的杨东莼，一位从私塾教育辗转到北京求学的湖南热血青年，参加了这场史诗性的运动。他立志做行动主义的“毅者”，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在北大，他迅速成为了“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到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之间的广义光谱。

    进入北大学习之后，杨东莼一直与北大中文系的湖南老乡邓中夏住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三年，杨东莼曾说，“虽然是同学，但我视他为师表”，邓中夏在杨东莼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中夏）年纪比我大了五六岁。他是湖南宜章人，家里大约是一个小地主。来北京以后，他即和家庭断绝了联系。在我的印象中，邓中夏是一个非常朴素、勇敢和热情的人。他爱帮助别人，在同学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邓中夏的引导影响下，杨东莼对时事政治、社会问题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精读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等等。杨东莼是北大图书馆的“常客”，这是因为李大钊的办公室在那，很多社会主义书籍、杂志在那。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吸引了很多像杨东莼一样渴望追寻真理，改革社会现实的青年人。

    五四运动之后，参与者逐渐分化为“谈论主义”与“研究问题”两派，杨东莼的哲学老师胡适、唯物史老师李大钊分别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对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杨东莼却坚定选择了后者。他对李大钊十分敬仰，因为李大钊身上有普罗米修斯般的使命感，让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最早在北大播下，是众多青年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1920年3月31日，杨东莼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了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马克斯”后通译为“马克思”)的创办活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地区共产党组织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决定把这个“研究会”在北大校内完全公开，并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杨东莼作为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19位发起人之一参与起草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

    在李大钊的深刻影响下，杨东莼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邓中夏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群众，与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朱务善等一起，在京绥铁路上做调查和联系的工作。到工人家中访问，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这段难忘的日子，他和邓中夏总是并肩奋战、形影不离。

    以苦为乐

    探寻真理的曙光

    1923年7月，杨东莼在长沙协均中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出席监誓。那时，他与何叔衡、曹伯韩、黄芝岗等常有工作联系，但不久，他和黄芝岗同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关系。

    1924年3月7日，杨东莼重回醴陵，担任县立中学（又称渌江中学）校长。这所学校同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权等都曾在这里求学。他在学校期间，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引导支持学生组织学术团体“社会问题研究社”，研究时政，鞭挞时弊，支持他们创办了《前进》周刊，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侵略、压迫人民的罪行。在渌江中学，马克思主义像热带的藤蔓植物一样长势迅速，“社会问题研究社”吸引了60多名成员，其中，左权、蔡升熙、宋时轮等后来成为中共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著名将领。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杨东莼被悬赏500光洋通缉，在弟弟杨人楩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三年间，杨东莼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从事翻译著述工作。他在《评所谓读书运动》一文中引用蔡元培的话：“我们不研究马克思决不能懂得马克思，不懂得马克思也不配反对马克思……《资本论》不但是一部好书，而且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的著作，无论赞成或反对马克思的青年，都值得一读的。”

    在日本期间，杨东莼除了翻译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又名《辩证法的唯物观》)《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外，他还先后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与宁敦武合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最值得一提的是，杨东莼还翻译了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他认为，《古代社会》对于学习马列主义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与张栗原合译了此书，又经冯汉骥修改校订，在1929年、1930年由上海昆仑书店分两册出版。此后在1935年12月，又重新修订，经历史学家周予同推荐，由擅长西洋史研究的何炳松负责，纳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影响的丛书“万有文库”。此外，他还在《民铎》杂志上了连续发表了《狄慈根之哲学》《思想之方向转变》《从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三篇宣传辩证唯物论的文章。

    这些著作和文章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对他日后进行的各种学术研究都有深刻影响。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间，也是杨东莼思想方向的转折点，曾经梦想成为梁启超式政论家的杨东莼，成为积极实践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在学术与政治对峙的现实环境里，他仍然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宣传。

    投身革命

    做真理思想的燃灯者

    1932年年初，新桂系军阀雄心勃勃，想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模范省”，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以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白崇禧为积极延揽人才来广西，决定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杨东莼出任校长。他聘请了一批知名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作家、翻译家）。杨东莼和他们“巧妙地利用桂系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使“广西师专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方针，学风端正，思想活跃的高等学校”。

    “一二·九”运动后，杨东莼到上海参加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7年到1948年间，他辗转湖南、广西、香港、四川等地参与抗战、从事教学。物质上艰难、困苦，但他乐观、坚忍，不屈不挠地把智慧和精神的种子播撒给学生。对于杨东莼的教育效果，李宗仁曾这样训责部下：“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李宗仁的话再次证明，杨东莼在任校长时，把师专变成了培养进步学生的革命摇篮。

    西安事变后，杨东莼受中共中央指派，执行对新桂系高层的统战任务。杨东莼到湖南南岳，会见刘斐，与他同去桂林见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白崇禧再次与杨东莼探讨对时局的看法，杨东莼指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定的，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还是会由统一战线来决定。

    豁达刚直

    志高才大的淳淳长者

    周恩来总理在不同时期对杨东莼有三个评价：一是“杨东莼在广西，力足敌十万健儿”；二是“学识渊博，胆小如鼠”；三是“既是老革命，也是新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杨东莼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又一次去广西，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他曾对学生说：“要一分为二，肯定优点，指出缺点。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有什么顾虑。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袋袋，我也有一个袋袋，周总理给我的鉴定是‘才高、智大、胆小’六个字。我经常以这六个字来鞭策自己，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

    六七十年代开展的某些所谓“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不讲道理的围攻批判，对此，杨东莼十分反感。报刊上点名批判周谷城、夏衍、孙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种场合大谈自己和这些同志过去共事、交往的经历，婉转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与同情。他还经常说：“不念旧恶，在必要的条件下应该如此做；不念旧情，那就会变成独夫和天下绝物。”

    在艰难的岁月里，杨东莼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原《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经学家马宗霍等解决生活困难。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居室逼狭，藏书乱积，无法开展研究，杨东莼四处奔走，替他解决了住房问题。逻辑家金岳霖重病时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只能雇板车送医院求治，杨东莼为此大声疾呼。

    到了70年代，年过七旬的杨东莼，仍然豁达而又刚直，经常在不同场合反驳“四人帮”捏造的无稽之谈，在民主党派中德高望重，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杨东老”。他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浩然正气，彰显了他的风骨。75岁时，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自愧平生一无长，书在手边辄浅尝；香花毒草各有趣，悟到真谛喜欲狂。五十年来走四方，处处为人打杂忙；甘草一味价诚贱，汤头歌诀不能忘。”

    （作者：周洪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杨东莼大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