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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1920年2月中旬。这天黄昏，一条杭州来的客货混装船，沿着浦阳江溯流而上，缓缓靠上黄宅码头。一个身手敏捷的年轻人，身子一纵，从船上跳下。年轻人身着长衫，留着三七分头，眉间开阔，眼眶凹陷，鼻梁坚挺，嘴唇棱角分明，手拎一只旧皮箱。
皮箱有些分量，年轻人换了一只手，撩起长衫前摆，掖在腰间，迈开步伐，朝山谷快步行走。夕阳下，两侧群山一阴一阳，阴面深黛，阳面金黄。山这边，是浦江县。山那边，是义乌县。他的家乡分水塘，就在半山腰的垭口。
这位年轻人，便是陈望道。
自我革命
一别经年，陈望道发现，家乡虽然年味浓浓，却掩饰不住暮气沉沉，乡亲们眼睛浑浊空洞，举止缓慢迟滞。是生活粗粝所致？还是这世道暗无天日，让他们看不到希望？陈望道心里沉甸甸的。
大半年前，有感于国内局势混乱、国民沉沦，他激愤写就《扰乱与进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此时，他想，《扰乱与进化》写的，虽是泛泛国民，何尝不是写自己父母，还有分水塘的父老乡亲？看来，自家的命运，分水塘的命运，是与泱泱中国的命运系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念念不忘社会改造，在《校友会十日刊》撰文，呼吁废除旧制度、改换新制度。没想到，有朝一日，这事儿会落到自家头上。
这天上午，陈望道正在收拾行李箱，有人在门外喊：“重阳伯在吗？”乡亲们把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尊称为“重阳伯”。
陈望道走出房门，见是一个小老头，扶着一把锄头，倚在大门上，朝里面探头探脑，一看到他，满脸绽出笑容：“哟，是参一啊，多年没见，还这么白白净净。”陈望道原名参一，在日本留学时改的名。
小老头皮肤黝黑，满脸皱纹，约莫五十开外。陈望道觉得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只好茫然应着，“进屋坐坐吧。”
“不了，站着就行。”小老头有些拘谨，“不认识了？我是先塘的张水财呀。”
“哎呀，是水财哥啊，快快进来！”陈望道跨前一步，要拉张水财的手，张水财慌忙后退一步，摆摆手，“不了，不了，我还要去干活，说几句话就走。”
先塘村是陈望道外婆家，张水财比陈望道略大几岁。陈望道去外婆家玩时，常跟着他上树摘果、下河摸鱼。一晃几年不见，才30出头，竟衰老得不敢认了。
陈望道一把拽住张水财胳膊，用力握住他的手，这才发现，他手掌像钢锉。
张水财赶紧抽出手：“我手上净是灰，别弄脏了你。”
陈望道毫不介意，问道：“水财哥，你没外出做生意？”
“做啥生意……”张水财讪讪地笑着，有些不自在，“我是你家的佃户。”
“啊？！”陈望道大吃一惊，“你自家不是有田吗？怎么成我家佃户了？”
“唉！”张水财长叹一声，“前几年，为给我爸妈治病，把田都卖了。”
“这样啊！”陈望道十分关切，“老人病治好了？”
“唉！都走了。”张水财又长叹一声，“我是人财两空，只好租你家的田。”
陈望道默然片刻，忽然想起：“你找我爸有事？”
“这个……”张水财挠挠头，面露难色，“我家孩子多，日子本来就紧巴巴。前些天，县里来征丁，不去当兵的，要交征丁税，我家只我一个壮劳力，离不开，只能交税。今年年成不好，稻谷歉收，这一交，谷桶就见底了，只够勉强过个年。所以，想来向重阳伯求个情，能不能减减租。”
陈望道急忙问：“你要交多少税？”
张水财苦着脸：“要交三成田租。”
陈望道心里一沉。自古以来，村里就有规矩，租佃三七分，东家得七分，佃户得三分。佃户粮食本来就不多，再交征丁税，无异于雪上加霜。想不到，苛捐杂税这么重，乡亲们活得这么苦，怪不得衰老得快！他问道：“你想减多少？”
“我和几个佃户商量过了，想求重阳伯减两成，这样勉强能挨到夏收。他们抹不开面子，托我来求情。”张水财说。
“走，我领你去找我爸。”陈望道说罢，转身在前面走。
祠堂里，陈君元正同几位宗亲议事，看到陈望道走进来，就说：“参一啊，我们正商量祭祖的事呢，你来得正好，给出出主意。”
陈望道朝几位长辈道一声安，垂手对父亲说：“爸，水财哥有事求您。”
张水财碎步趋前，低声下气地说明来意。
陈君元吸着烟，眯着眼，没吭声。
“减租？”一位长辈接过话茬，“我家的佃户也说要减租，我没答应。交税是按收成定的，我家交的税更多，如果再减租，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啊？”
“我家佃户也提了，我也没答应。”旁边一位长辈附和。
“小户人家家底薄，经不起折腾。大户人家家底厚，省着点就过去了。”陈望道人朝着父亲，话说给几位长辈听。
“什么话！”一位长辈不乐意了，“小家有小家的难，大家也有大家的难。自古以来，这租田交租，天经地义。租不起，可以不租嘛。”
陈望道微微一笑，不紧不慢，递上一顶高帽子：“我问过了，以前年成不好时，老辈人也给佃户减过租。几位长辈都是善人，向来慈悲为怀、怜贫惜弱，老辈人的这份善心，想必也传承下来了。”
听了此话，几位长辈面面相觑，一时语塞。
沉默一会儿，一位长辈睃陈君元一眼，踢过皮球：“重阳哪，你是族长，这破规矩的事，还得你拿主意。凡事得讲个理儿，讲个公平，对吧？七里八乡，户看户、村看村，都盯着呢，不能光拍脑袋，要看看左邻右舍。不然的话，一碗水没端平，别人会戳脊梁骨。”
陈望道听出话里有话，接过话头：“爸，三伯说得对。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如果见危不助、见死不救，别人会戳脊梁骨的。”
三伯一听着急了，赶紧说：“我的意思是……”
陈望道打断他的话：“三伯深明大义，教导得对，我记住了。谁家没个急事难事？我们应该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光顾自己吃肉，也要让别人喝点汤。今后，我要向各位长辈学习，多帮帮别人，多积德行善。”
三伯干咳一声，尴尬地笑笑：“参一啊，你这几年洋墨水没白喝，我说不过你。还是让你爸拿主意吧。”
“是，是。三伯说得是，听我爸的。”陈望道就坡下驴，对着父亲，“爸，您说呢？”
陈君元白了儿子一眼，拔出烟嘴，沉吟片刻，说：“是啊，大家说得都在理。小家有小家的难，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凡事要讲个公平。我看，要不就折中一下，减一成，行不？”
几位宗亲对视了一下，不情愿地点点头：“好吧。这已经不少了。”
“爸，您看……”陈望道有些失望。
陈君元手一举，阻止儿子往下说，转向张水财：“你看呢？这样行不？”
“欸，欸！好，好，我这就去告诉他们。”张水财哈着腰，转身欲走。
“等等。”陈君元想了想，补了一句，“你家人口多，如果粮食不够，我给你赊些，明年再扣。”
“欸，欸！那敢情好。这个年，我可以过安稳了！”张水财大喜过望，朝陈君元鞠了一躬，扛起锄头，乐颠颠走了。
待几位宗亲走后，陈君元朝儿子狠狠瞪一眼：“哼，这几天，整天听你说这革命、那革命。这下倒好，先革起老子的命来了！今后，家里的亏空，你给填上！”说罢，一跺脚，背着手，气呼呼地往家走。
“是，是，我来填，我来填！”陈望道吐一下舌头，连忙跟上。
寒夜孤灯
庚申春节过后，陈望道惦记着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
陈望道留日归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半年。因“一师风波”，年前愤然离开杭州，去了上海。邵力子把他介绍给戴季陶，戴季陶又引他见了陈独秀。俩人郑重托付他翻译此书。戴季陶说：“别看这么薄薄一本，要准确翻译，难度不小。你试译一下，译成后，我就在《星期评论》上连载。”
要翻译，得找个僻静地方。哪里合适呢？他转悠到柴房，眼睛一亮，腾出一块空地，摆上两条长凳，搁块木板当桌。
吃过晚饭，陈望道来到柴房，点上一盏煤油灯。漆黑的小屋，霎时光亮起来。他把英日版本《共产党宣言》和参考资料摆在案板上。
煤油灯光昏黄摇曳，陈望道摊开两个译本。虽然他中文功底深厚，兼修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间大量接触社会主义，但细细研读后，仍感到十分棘手。这时，他才理解，为什么戴季陶说请他“试译”。
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让陈望道颇费踌躇。他在纸上写了划，划了写，绞尽脑汁，反复修改，最后敲定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油灯下的陈望道，并没有意识到，他郑重写下的这句话，在民众心里回荡了数十年！直到22年后，在延安窑洞的另一盏油灯下，共产党的理论家博古反复推敲，才将“怪物”改为“幽灵”，把“徘徊”改作“游荡”。
日译本中的汉字词汇，陈望道没有完全照搬。最明显的，是对国名的翻译。日译本中，国名采取音译，这是旧式译法，他采用现代的国家名称。有一个国名，日译本称“和阑”。开始，他译作“荷兰”，但对照英译本，发觉不对。反复琢磨后，他得出结论：日译本译错了，正确的国名应是“丹麦”。
得益于深厚的中文功底，陈望道注重在韵律节奏、直白易懂、生动形象上下功夫。如“同业组合”“被雇职人”，他换成简短的“行东”“佣工”；“阵营”“渣滓”“革命要素”，他换成形象的“营寨”“赘疣”“革命种子”。这么一换，想象力和理解力大增。一些原本抽象难记的词，如“生产机关”“社会组织”“农业的革命”，他换成具象易懂的“生产工具”“社会的状况”“土地革命”，既易懂，也易记。特别是“土地革命”，此概念融入《共产党宣言》思想后，使《共产党宣言》犹如教科书，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影响广泛而深远。
为了体现鲜明的立场，使《共产党宣言》更具号召力、战斗性，他还增加一些更为尖锐的词汇，体现更为激烈的斗争立场。如，表示两种阶级对立状态时，日译本用的是“相敌视”，他改为“对垒”。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状况时，日译本用的是“没落”，他换成“倾覆”。
陈望道发现，日译本中的一些词汇，偏重于书面语，严谨有余，不易传播。于是，他有意识口语化。如，将“战栗”译为“发抖”、将“精神”译为“智识”。现在，“智识”已很少用，“精神”倒是常见，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智识”是个高频词，知识界无人不晓。
陈望道注意到，英译本的第三人称代词“they，their”，日译本却变成第一人称代词“吾人，吾人の”，即中文“我们，我们的”。他心生狐疑：两位日译者翻译时，为什么要转换人称呢？是无意的叙事视角转变，还是特意的立场转换？
对两位日译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陈望道并不陌生。他想，他们转换人称，绝不是无意，肯定是特意。因为，他俩都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视自己为共产党人，使用第一人称，更能表达立场。
“那么，我是忠于英译本，还是像两位日译者，表达鲜明立场呢？”陈望道一边哈着气，给冻僵的手取暖，一边原地转着圈，陷入深思：两位日译者，都是我仰慕的对象，他们信仰社会主义，视自己为共产党人，我虽然还不是共产党人，但他们的信仰，就是我的追求，我也应该朝这个目标前进，早日做一个共产党人！
“对，我也要表达鲜明立场！”陈望道立刻坐下，拿起毛笔，郑重写下“我们”“我们的”。
早春的江南山区，春寒料峭，晚上寒气逼人。每天晚上，家人都要给他准备两样东西，一是火熜，二是汤婆子。火熜暖脚，汤婆子暖手。
靠着这点温暖，伴着不熄油灯，陈望道熬过一个个长夜，反复推敲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力求既准确、又通俗。实在困了，收拢笔墨纸砚，打开铺盖卷，将书案当床板。
“十大纲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常被人段落翻译。陈望道发现，日英译本完全相同。他译完之后，隐隐约约，总觉得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他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苦思冥想。这种感觉，若隐若现，稍纵即逝，就像空气中有道光，他一伸手，明明抓住了，又倏然不见了。如此多次反复，搅得他心神不宁，无法继续进行。
“我就不信，今晚非要找到你！”陈望道发起狠来，笔一撂，起身又转起轱辘。油灯下的身影，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圆，一会儿扁。
渐渐地，窗户开始发白，天破晓了。油灯慢慢暗淡，灯芯昏昏欲睡。陈望道忽然觉得，自己就像这根灯芯，也快熬干了。他俯下身子，“噗”一声，吹熄灯芯。
灯芯熄灭的一刹那，陈望道心里，忽然冒出一束亮光：“十大纲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可以在实践中照方抓药，但在两个译本中，都是采取“名词化”的叙事性翻译，感染力和号召力都打了折扣。
“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共产党宣言》？难道仅仅是为理论研究，仅仅是宣扬政治主张？不！是为了指导行动、付诸实践，尽快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改变中国人的命运！”陈望道的思绪如电闪雷鸣，似暴风骤雨，“对！应该采取‘动词化’的施事性翻译，把‘十大纲领’变成可复制、可实施的措施，增强其理论的行动推力，激活它的革命实践性！”
此时，天已大亮。晨风中，飘来一阵炊烟味，肚子受不住诱惑，“咕咕”叫起来。他贪婪地吸了几口，端坐下来，添水研墨，轻蘸墨汁，静心屏息，笔下行云流水。
“吱呀。”门开了，母亲张翠婠拎着篮子进来，取出粽子、红糖，摆在案桌上。
陈望道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只，张嘴往里塞。张翠婠心疼地说：“慢点，蘸着糖吃，别噎着。”
过了一会儿，她在门外轻声问：“红糖够不？”
屋里回答：“够了，够了！”
又过一会儿，张翠婠探头进来，小心问：“甜不？”
“甜，甜！”
张翠婠近前一看，红糖好好的，感到奇怪：“咦，咋没蘸红糖？”
陈望道抬起头来。儿子这一抬头，把母亲吓得不轻，连退两步：“你嘴上黑乎乎的，啥东西？”
“没啥呀。”陈望道抹了一把嘴，“咦，怎么尽是墨汁？”低头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自己稀里糊涂，竟然蘸着墨汁吃粽子！
“你呀你，着魔了！”母亲又好气，又好笑。
转眼到4月底。这天上午，当一缕阳光投进柴房时，陈望道搁下笔，长吁一口气：终于完成了！
《共产党宣言》问世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比马克思小1岁，比恩格斯大1岁。
错印封面
一天傍晚，陈家正在吃晚饭，门外有人喊：“陈先生，陈先生，有你的电报！”
电报是星期评论杂志社发来的，邀请陈望道去担任编辑。他带上译稿，告别家人，兴冲冲赶往上海，直奔星期评论杂志社。
陈望道正欲上楼，忽然传来男人哭声。三楼阳台上，围坐着5人，哭者正是戴季陶，另外4人在劝慰。有俩人他见过，叫李汉俊、沈玄庐，是杂志社主力。另俩人，一位面庞瘦削、梳着背头，一位戴副眼镜、剃着光头。戴季陶止住哭，介绍了一番。原来是沈雁冰、李达。
坐下后，陈望道才知原委。
原来，《星期评论》创刊一年来，刊登了不少观点激进的文章，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发行量有十几万份。当局十分忌惮，截留各地寄给编辑部的书报信件，又没收编辑部寄出的杂志。自47期以后，当局干脆勒令禁止。他们正在商量，打算出满53期后，6月6日停刊。
陈望道四下打量，过道上，角落里，堆满《星期评论》旧刊。他忽然想起来，打开皮箱，取出厚厚一沓稿纸，“糟糕，我的译稿咋办？”
“本来是要在刊物上连载。现在看来，连载是不可能了。”戴季陶接过来，浏览了一遍，露出赞许神情，“译得非常好！刊物没能连载，真是可惜了。”
李汉俊读过大量马克思原著，深知《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曾动过翻译念头，自忖中文功底不够而作罢，听说陈望道翻译好了，十分吃惊，接过来，边看边叫好。
陈望道没赶上编辑刊物，却赶上给刊物收摊子，帮着李汉俊，把杂志拿到街上，避开警察，悄悄分发给市民。待收拾停当，已是6月27日。
杂志社编辑俞秀松，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的学生。晚上，陈望道找到他，把《共产党宣言》译稿和日、英文译本交给他，托他带给陈独秀，请陈独秀校阅把关。
俞秀松不敢怠慢，第二天上午，来到陈独秀寓所，将译稿郑重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看罢译稿，连连称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础薄弱，没有本像样的理论书指导，怎么行？这译稿可是及时雨啊！”
他找到李汉俊：“陈望道立了大功，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了，你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好好看看，帮忙润色润色。”
李汉俊说：“我已经先睹为快了，只是不知如何处理。别看这本书字数不多，翻译难度可不小，有很多新名词，我自感力所不逮，不敢动手。望道了不起！”
“是啊，有志者，事竟成。”陈独秀感慨不已：“你尚且知难而退，望道不事张扬，却终成大事，就更值得钦佩了。你多费点心，帮他把把关。”
对陈望道的才学修养，陈独秀大为赞叹。此时，新青年杂志社正需要编辑，他觉得陈望道堪担重任，便邀请陈望道担任。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是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小组发起人共有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陈独秀任书记。小组成立后，把出版《共产党宣言》译本列入计划。
这天，陈独秀约陈望道和李汉俊等人碰头，商议出版译本的事。
李汉俊挠挠头：“现在局势趋于紧张，《星期评论》也被迫停刊了，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有麻烦。”
陈望道眉头紧锁：“是啊，上海的华界在军阀统治下，租界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哪里能容忍《共产党宣言》公开印刷发行？”
李汉俊接着说：“还有一个难题，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
“钱的事，我想办法。”陈独秀踱着步子，“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一笔共产国际经费，我找他商量。”
维经斯基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这年春天秘密来华。听说要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维经斯基当即拍板：“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给你们一笔经费，你们干脆建一个印刷所，今后还要经常印资料呢。”
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立刻张罗起来，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秘密开设又新印刷所。
这天，陈独秀和陈望道、李汉俊等人来到印刷所。《共产党宣言》刚印出，散发着油墨清香。
这是一本小32开的小册子，高18.1厘米，宽12.4厘米，封面是水红色的，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坐像。在书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而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
翻开书本，里面无扉页，无序言，无目录，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个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
“哎呀，糟糕，印错了！”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陈独秀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印着“共党产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经晚了，500册已经装帧好。
“怎么办？毁掉重印？”几个印刷工人慌了。
“不行！”陈独秀摇摇头，“我们本来就缺经费，这样太浪费了。” 陈独秀思忖片刻，果断决定，“再印500册，这批书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费赠送。把封面重新排版，下个月再印1000册，封面改成蓝色的。”
他们并没有料到，这一错误，却为后人鉴别这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提供了铁证。
译本出版后，陈望道寄赠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指教。
鲁迅读后，对周作人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作者：徐锦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其长篇报告文学《望道——<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共产党宣言》传播年表
1847年12月至1848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撰写《共产党宣言》全文（德文），并于1848年2月1日完稿。
1848年2月
英国伦敦“工人教育协会”首次匿名出版《共产党宣言》德文全文单行本，全书共23页。4至5月，德文再版30页本在伦敦刊行，成为后来各版本的基础。
1872年6月
新的德文版在莱比锡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序言。此版本及其后版本都以《共产主义宣言》为名。
1905年底
朱执信（署名势伸）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简要介绍《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
1919年4月
李大钊、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第十六号“著”专栏内刊登成舍我译《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及十条纲领全文。
1920年
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将《宣言》全译为中文。同年8月，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初版刊行。9月，该社再版，纠正了初版封面的错误。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30年
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岗据英文版翻译的英汉对照本，第一次准确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936年
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有3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
1938年8月
成仿吾与徐冰在延安据德文版翻译《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43年8月
博古在成、徐译本基础上参照1939年俄文版加以校订，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译本并在各根据地发行。
1958年至今
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对《宣言》进行重新译校，陆续出版多个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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