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再次强调，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具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不同社会制度下存在情景差异性，会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的上述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要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逐渐建设、发展与完善而来，对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进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都已经和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管理学的实践基础发生了改变。学者们遵循和依照西方理论体系展开研究，实践中的管理者却基于自身经验及现实国情从事管理工作，常常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脱节，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与指导性受到质疑与诟病。另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四十多年时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伴随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与管理实践不断创新，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这些企业根植中国本土，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经验，需要学者们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与传播，为全球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基于此精神，必须明确，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不是对既有管理知识的全面颠覆，亦不是对西方管理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基于中国情境，以兼容并蓄和文化融合为原则，以管理学既有理论体系为基础，结合中国管理实践现状与发展诉求进行管理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创新，解决实践中管理工作的痛点与盲点，实现管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继承与发展，构建原创性的、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管理新理论和新思想。

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现融合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以西方研究范式为参考，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过度追求和强调理论支撑与演绎的问题。这些基础理论大多以西方企业为样本，在西方国家情境中发现与建立。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管理实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西方管理思想的产生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注重刚性管理，关注分工与流程，在管理过程中更多使用制度、法律等手段进行行为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更趋近于柔性管理，强调以伦理、礼法为教化手段，对人进行情感上的感化和引导。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经验经过几千年积累与提炼，使得管理实践活动带有明显的传统文化基因，存在很多西方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学术界和实践界对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本土化的管理研究，以解释实践中存在的复杂管理现象。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不应是对西方管理经验的复制，抑或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既有管理理论的再检验；过度强调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尝试据此构建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管理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对科学与变革重视不足、缺乏与市场经济和先进科学技术的联系等。所以，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相结合，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是建设管理学的中国学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有选择地继承：一方面挖掘梳理有价值的管理理念，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管理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对比西方管理理论，与当代管理思想碰撞融合，实现中国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最终，形成以解释复杂管理现象为目的，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又包含对既有管理理论的继承，实现了东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管理学知识体系。

凝练特色管理理论，突出管理学的本土化与原创性

    从产权性质看，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还会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处于支配地位，承担战略性投资、国家安全和民生保障等特殊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权力配置层面的经营自主权确立、制度建设层面的企业制度创新以及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极大提升了企业运行效率。国有企业在产权结构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具有与西方企业相异的特殊性：一是股权高度集中，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受政府宏观调控力度较强，政府拥有较多影响企业发展的资源。由此产生诸多国有企业管理面临的独特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家使命主义精神与内部人控制之间的矛盾、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问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实施机制等。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亟须学者们以本土化和原创性为原则，结合国有企业管理实践，凝练特色管理理论，总结与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管理水平。

    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我国企业实施集团化经营趋势明显，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单体企业间的经济组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单体企业相比，企业集团规模大、涉及产业和产品多、包含多法人主体。集团化经营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协同效应，但集团内部存在的多层级与多维度的功能分布、管控与被管控关系，使得企业集团管理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统死放乱”“集而不团”的现象大量存在。金字塔结构是我国企业集团最常见的组织形式，金字塔结构下的成员企业因为层级差异和混合投资行为形成了独特的网络结构，使得实际控制人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存在偏离，多重委托代理链条导致了更为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所以，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有必要将企业集团框架内的母子公司管理问题作为中国情境下的特殊研究主题，结合中国的文化情境讨论企业集团协同效应的提升路径，梳理实践中的特色管理活动，推动企业集团持续成长及金字塔结构下母子公司协同发展。

探索新型管理技术，凸显管理学的先进性与时代性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已成为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革命为社会发展和组织管理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比如优化决策环境和丰富管理工具等，同时也为组织管理带来很多挑战，比如新技术发展的伦理、安全与应用边界问题。总之，数字经济逐步颠覆了传统组织管理的原则与方式，使过去一百多年来形成的管理理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都面临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面对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新型管理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与创新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所以，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基于数字经济时代大背景，开展新型管理技术研究：一是加强对新型管理技术应用方式的理论分析，尽可能发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在管理实践中的优势，提高管理效率；二是探索新型管理技术的应用边界，从商业伦理层面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科学持续发展，凸显管理学的先进性与时代性。

进一步完善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过去十余年来，以数据计量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在管理学研究中占据主流，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脱节，使得唯计量的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与实践界的质疑。鉴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简单的计量分析难以充分解释管理实践。研究中国企业管理问题，讲好中国企业发展故事，需要更多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事实上，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本身没有优劣，只是不同类型的问题或者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往往具有相应适配的不同研究方法。案例研究能够保障研究的针对性、真实性，管理学的中国学派的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摈弃唯实证主义，对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多采用案例分析，脚踏实地开展创新性研究，从动态变革视角进行多因素影响路径的探索，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活动，丰富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总之，建立管理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回归本源，推进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范式规范化，从“真问题”出发，深入“真现场”，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独特实践，升华并形成中国本土化管理的独特理论。

    （作者：徐向艺 徐鹏，分别系山东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101、719721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