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

    【破“四唯”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时强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要用好科技成果评价这个指挥棒，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坚持正确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关键要解决好“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的问题。

    4月11日，本报在头版头条刊发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张跃明从基础研究的源头进行创新，攻克工业机器人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并将论文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的典型报道，为不懈努力执着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鼓与呼。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多月来，这组系列报道引发了科技界、教育界“破‘四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大讨论，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聂祚仁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百哲、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院士等相继致信本报编辑部，反映分类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尚未建立，人才评价指标单一化等现实问题，呼吁有关部门继续深化改革，构建健康学术生态和唯“实”考核评价机制，健全科技成果和人才的分类评价体系，移除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顽瘴痼疾。

    毋庸讳言，这些呼吁的背后，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爱国报国的满腔热忱与急迫心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推进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聚焦“四个面向”的科技成果评价导向逐步确立，激励创新的环境正在形成，带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当前，还有不少科技成果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沉睡，在国际期刊的论文里束之高阁，没能有效转化到经济主战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有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部分指标出现下降。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这与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者缺乏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意识，科学管理政策、人才评价机制和知识产权政策不协调，部分科研工作者热衷于拿项目、发论文轻视科技成果转化等有一定关系。陆大道院士为此大声疾呼，科技界需要进一步聚焦“四个面向”，来一场思想观念大解放，明确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写什么样的论文，为了什么做科研；国家有关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要进行一场敢于触动利益的改革。

科技成果评价遭遇现实尴尬：转化成功不如多发SCI论文

    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并成功实现产业化和发论文孰重孰轻，人才评价导向怎样更科学合理？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发起的网络调查显示：近七成网友赞成“成果产业化效果好”的，仅有16.6%的网友选择“科研论文发得最多”的，认同“海外留学经历”的不足0.03%。

    然而现实并非与公众的认知一致：记者在采访中陆续收到国家纳米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反映，单位评价体系主要看重论文，每年评聘高级职称的名额较少，而且主要名额用来引进国外人才；国内本土科研人员即便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产业化成果也得不到认可，因为不符合本单位的学术发展需要。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在来信中证实：“当前科技界人才评价体系僵化单一，论文指标导向明显，产业化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不被学术圈认可，让很多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在职称评聘中很受委屈”。

    记者深入调研发现，这种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偏基础理论研究的科研院所十分突出。有的教师科技成果转化业绩出色，得到所在省市部门的大力支持，技术成果作价7000万元，却连续申报教授职称十多年仍落榜；有的学者搞产业化，因为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克服理论验证、中试、资金投入、国际市场竞争等“四座大山”，结果像张跃明一样论文发得少，熬到了50岁还评不上高级职称。

    科技成果转化成功还不如多发论文，这导致国家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的调研显示：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1986年至2019年累计资助基础研究项目56.49万项，产出394.27万项研究成果，但相关成果很少及时转化。

    如此导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成果在经历了几年的“国家政策红利期”后，后劲显露不足。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统计的数据显示，2019年科技成果转化多个数据出现下降：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总金额为152.4亿元，较上一年下降19.1%，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72家科研院所的数据更不乐观，2019年受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数据显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下降25.8%、52.6%、49.2%、94.1%；中央所属科研院所创设和参股新公司数量为353家，比上一年下降45.9%。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深改委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健全科技成果分类评价体系，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不同种类成果形成细化的评价标准，全面准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这无疑为破“四唯”后科技成果及人才评价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

破除“四唯”观念“困局”：对“症”抓“药”促科技成果转化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国家接连出台相关政策，仅2020年就多达31条；与此同时，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相继下发“破四唯”“破五唯”相关文件。但记者在调研中获知，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仍然在言行上表现出“不太一致的节奏”。

    从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单位对3450家公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调研情况看，很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一句话就把国家政策文件“挡”回去了：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反映，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放入职称晋升的考核体系没有统一方式，破除“四唯”尚未找到合理有效的评价方法来替代。

    2019年的2072家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显示，填报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人员的科研院所只有803家，仅占38.8%，这意味着超六成的科研院所缺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工作人员。

    “四唯”破易立难，有管理者思想观念的问题，也有缺乏改革魄力和使命感的问题。

    正如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所说，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缺乏精细化管理和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意识。如果说破“四唯”体现的是“破”与“不唯”，那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表现的就是“立”与“使命担当”。

    “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管理者，没有破和立的勇气，不敢制定体现科技成果转化导向的政策，打破现在唯论文指标的评价机制，除了观念上的认识不足，还担心会承担责任。”国家评估中心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因为科技成果转化涉及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的评估和决策风险，很多管理者不敢作为。”

    记者注意到，此次中央深改委会议明确提出，“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高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细化完善有利于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评估政策，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对“症”抓“药”推进改革，有关专家表示，这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打破现有“论文指标”评价体系竖起了“指路牌”。

政策联动出实招：为更多创新人才开辟“翻山”机制与环境

    张跃明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国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张跃明因此获得北京市科委的项目资助并取得了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成果。

    钱七虎院士说，张跃明等的成功可喜可贺。但如果没有“四唯”，更注重助力他们“翻山”的机制和环境，不是更好吗？

    哈尔滨工业大学激光通信技术团队2014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他们在SCI发表了300多篇论文，EI等国际论文期刊也发表了200余篇论文；但从2016年到现在做了5年才形成一定的产业化能力。该团队的谭立英教授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做研究写论文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对科学家来说，建立一个模型，只要实验验证没有问题，就可以发一篇论文；但对一项技术成果而言，在实验室里的创新和市场需要的创新往往是不一样的；面对市场做产品，从用户的角度设计产品，降低成本，考虑生产工艺、材料的创新，这些是难事，但对国家有意义！”她说，当前我国“卡脖子”的技术领域，需要一大批真正为国家做实事的科学家，不“唯”论文、不“唯”项目，甚至不“唯”帽子，踏踏实实为国家潜心做科研，在生产一线殚精竭虑，义无反顾，这样才能让国家用上国际先进的技术。

    科技工作者的报国情怀，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此次中央深改委会议提出“推进国家科技项目成果评价改革”，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开局之年，科技部将以“揭榜挂帅”改革为突破口，明确部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不设门槛，对揭榜单位无注册时间要求，对揭榜团队负责人无年龄、无学历和无职称要求，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痼疾，让心怀“国之大者”担任主角，切实提升国家科研项目和重大创新成果的“实战性”，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日前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重点优化专利资助奖励政策和考核评价机制，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处置的自主权，完善无形资产评估，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

    对于此次会议提出的“健全重大项目知识产权管理流程”，专家表示，目前还有待有关部门打破政策“藩篱”。韩秀成建议由教育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合建立新的知识产权机制，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每个环节，都让有高质量的专利信息情报服务机构和高水平人员参与。

    对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技术交易市场”，韩秀成说，现实中我国大量专利由不具有产业化能力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所掌握，建议由教育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合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明晰这些“沉睡”的高价值专利产权，用市场化手段有效解决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问题。

    建立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需要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可以预见，刚刚通过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将为更多“张跃明”甩开膀子往前冲创设更加有利的环境。只要科技界鼓足“破”的勇气、凝聚“立”的智慧，坚持“行”的执着，把稳“细”的标准，朝着“四个面向”踏实迈进，中国科技自立自强，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袁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