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美中关系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好处”

1、“要让美中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肖连兵：方大为先生，您是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请您介绍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基金会做了哪些工作？达巍先生，您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如何看基金会的工作？

    方大为：乔治·布什总统对两国关系非常感兴趣，1974年，他就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充分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展现出很高的眼界，美中关系是他一生热衷的事。布什生前和儿子尼尔·布什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美中关系会议，他曾亲自参加前五届会议。在父亲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尼尔·布什在2017年成立了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通过这个平台来表达他一生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浓厚兴趣，并在两国之间架起桥梁，建立起更多的信任。

    今天，我们做的工作是要让美中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加深两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努力实现乔治·布什对美中关系的远大愿景，即美中两国能够共同解决问题，并在全世界各种问题上开展合作。他对美中关系有两点坚信不疑：第一，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第二，如果没有美中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全球性问题几乎无法得到解决。基金会希望继续实现他的愿景，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2020年4月，基金会建立了“美中抗击新冠肺炎行动网络”，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时，美国人民通过我们帮助了中国人民；后来疫情在美国肆虐时，我们的行动又让中国人民反过来帮助了美国人民。我们与许多组织合作，运输、捐赠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交流专业技术知识、成功经验。

    达巍：我对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有两点突出印象。一是基金会为中美关系发声和做事的勇气。最近几年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倡导中美合作，在美国国内似乎变成了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在这种局面下，基金会仍然坚持为一个健康的中美关系发声，并不懈努力，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二是基金会为中美关系带入了丰富的地方视角。基金会扎根于布什的家乡得克萨斯，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带动了一大批致力于中美友好的美国政、商、学界人士和华人华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不仅仅是华盛顿。一个健康的中美关系，需要两国各个层次的交流，基金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基金会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之。2020年2月初，中国国内的抗疫形势仍很严峻，口罩等医疗物资也比较紧张。那时基金会就从美国组织采购了55万个医用口罩到中国，可谓“雪中送炭”。我记得当时方大为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使用了“风雨同舟”这一成语。“抗击新冠肺炎行动网络”的缩写是CAN，恰好是英文单词“能”。我想，如果各界都能像基金会这样起而行之，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一定“能”稳住两国关系大局。

    肖连兵：你们对中国抗击疫情和中美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如何看？

    方大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全新挑战，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各国应对疫情的努力都不是完美的。在经历了初期的困难局面之后，中国有效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中国人民为控制疫情作出了很大牺牲。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这些牺牲的成果：中国是2020年世界上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未来，美中两国应充分利用两国科学技术强国、生物科学强国和公共卫生强国的优势，共同努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

    达巍：中国在统筹防控疫情与经济发展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世界各国在防疫抗疫方面还面临艰巨任务。疫苗接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疫情也可能还有变化，绝不能放松警惕。这次疫情是一个全球危机，单个国家是不可能抗疫成功的，必须大家一起成功才有意义。

2、“美方应以更加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肖连兵：前年在中国举行的研讨会上，尼尔·布什谈到了他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看法，指出美国同样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赢家。在你们看来，中美关系如何使双方都受益？

    方大为：我十分赞同尼尔·布什的评价。尽管美中两国存在很多分歧，有些问题将长期存在、很难解决，但是过去几十年里，发展美中关系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好处。最明显的是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最近，美中在贸易领域的争端非常激烈。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看到，过去几十年美国的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中贸易关系，得益于美国公司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展的合作，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让消费者获得高质量的、支付得起的产品。这就是比较优势的作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球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因此获得了巨大进步。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及全球股票市场也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今天，有很多人质疑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不是正确的做法。对此，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尼尔·布什和基金会始终坚信，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是好的，对中国也是好的，对全世界更是好的。

    达巍：确实，两国都从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中大大获益。从战略层次看，1979年中美建交时，冷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国际局势非常紧张。随着冷战逐渐走向终结，中美和世界其他国家共享了和平与发展的红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经济方面看，我同意方大为的看法，中国与美国的交往是互利的。中国吸收了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了高额利润，各国消费者也获得了优质的商品。中美这样两个规模巨大、发展程度有很大差异的经济体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假设没有过去几十年间良好的中美关系，全球化也许还会出现，但是肯定达不到今天的深入程度。

    肖连兵：你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哪些担忧？

    方大为：毫无疑问，过去几年里，美中关系急剧恶化。今天，两国严重缺乏互信，这对美国、中国乃至世界都非常不利。我对两国关系现状深感担忧，要恢复双边关系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奋斗的事业。美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方应以更加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我十分支持这种观点。美国应当更加冷静地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我们需要认识到，尽管两国关系中有一些矛盾难以调和，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我们仍然可以通力合作并增进双方各自的利益。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应当与中国合作，这并非出于无私精神，而是因为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对美国有益无害。

    今天，美国有些人似乎认为美中关系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博弈，但我认为并不如此。美国应致力于建立运行良好、以结果为导向、互惠互利、政治上可持续的美中关系。

    达巍：中美关系自2018年以来明显恶化，双方都认为对方对本国抱有非常强的敌意；很多人对中美关系出现对抗、竞争的“接受度”似乎也变高了，似乎中美关系就算出一些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变化很让人担心。有时候人们会觉得，中美关系时不时“坏一下”也没关系，只要能在冲突的边缘停下来就行了。可是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国政治就像一艘巨轮，一旦向某个消极方向移动后，要停下来并且掉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际政治当中有很多悲剧的出现，并不是当事国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一系列误判的产物。历史上很多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在跌下去之前总以为在必要时可以“刹住车”。可是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越过某个临界点后，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殷鉴不远，我们都要汲取历史的教训。

3、“美中两国不会陷入冷战局面”

    肖连兵：中美之间会出现冷战的局面吗？你们对稳定中美关系有什么建议？

    方大为：我认为美中两国不会陷入冷战局面，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国不同于苏联，并没有试图将其体制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第二，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融合比美国与苏联要深得多。即使贸易战持续了大约三年，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美国拥有数十个盟国而中国却没有类似的盟国，因此不会出现冷战式的两个集团。综上所述，对冷战的担忧毫无根据。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件事情来稳定美中关系。首先，建立信任将是一项明智之举，且恰逢其时。这类举措，包括重新开放在特朗普即将结束总统任期时关闭的两个领事馆，重启富布赖特项目，恢复文化学术交流。或许更重要的是，两国应该削减特朗普政府时期增加的所有关税。最后，我们需要改变措辞，重拾精准谨慎的语言。

    达巍：我也认为中美关系不会陷入“新冷战”。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美关系不会面临危险的局面。我想强调的是，历史虽然常常是相似的，但是又从来不会重复。用冷战来类比今天的中美关系，有很多不准确之处。刚才方大为已经阐述了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的三大不同，我完全赞成。相互依存的中美两国很难重复美苏冷战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也需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两国也可能会面临美苏两国当年不曾面对的、更加危险而痛苦的局面，因为当年美苏没有产业链脱钩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人工智能问题。用冷战经验类比今天，一方面有可能让我们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用冷战思维去思考今天的新矛盾，反而把我们带到更大的冲突中去；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让我们轻视面临的危险，认为美苏冷战没有出现的情况，未来中美之间也一定不会出现。这两方面都是不对的。

    要稳定中美关系，当前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两国应该尽快恢复官方密切的机制性联系。尽管观点差异很大，政府官员能坐下来对话总是有益的。另外，无论双边关系如何调整，确保两国经济关系和人文交流不走向全面脱钩，这是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4、“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危险的，也是不全面的”

    肖连兵：中国提出中美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注重合作，妥处分歧，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携手前行，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你们对中国的主张有何评论？

    方大为：对于美中两国这样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来说，许多领域存在分歧是非常正常的。我十分赞同中方提出的这一愿景，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前双边议程存在重大挑战。首先，我们需要稳定双边关系并让其良好运作，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谈更高级别的目标。

    达巍：在过去8年中，中国对中美关系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确实，愿景需要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例如，为了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中美两军可以建立更多的互信措施。为了实现“合作共赢”，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人文交流领域需要重新调整行为方式，一方面双方联系能够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两国国内都能接受，都有安全感。

    肖连兵：你们如何看今年3月份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战略高层对话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来上海与中方会谈？

    方大为：这次会议确有必要，它实现了几个重要目标。首先，两国都有两名高级官员参会，他们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许多不同的问题，以新身份了解彼此，这一点很重要。其次，这为将来的会晤奠定了基础。虽然外部观察者通常认为这次会晤中双方有很多争议，但我认为改善美中关系必须有一个起点，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沟通奠定了基础，而后续的沟通可能更加专注美中关系的实质性问题。最近，在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会面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积极进展。这些都是在首次阿拉斯加会晤后发生的，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会晤开始时的一些争论上。

    从美方的角度看，如果两国要携手合作，那么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中的首选项。鉴于美中两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取得成功。拜登政府希望看到，未来四年美中两国将在气候方面采取严肃认真的行动。约翰·克里访华，意味着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与议程上的其他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问题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我希望气候变化问题会成为美中两国在未来几年中硕果累累的合作领域之一。

    达巍：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天紧盯各种信息，会有一种中美关系高度敌对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两国政府的行动，我们也会看到，尽管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但是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高层也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接触和交流。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随后，在中国农历除夕的上午，也就是2月11日，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通了电话；再往后，3月18日两国高层在阿拉斯加会晤；4月14日到17日，克里访华；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想强调的是，在信息的洪流中，我们还是要抓住关键信息。中美关系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状态中，但是双方政府还是在努力接触和沟通，每一步的接触都为后面更为重要的接触奠定了基础。只要这种努力能够持续下去，涓涓细流就有可能不断扩大，稳定甚至改善中美关系就具备了可能性。

    肖连兵：你们对美国国会推动《战略竞争法案》有何看法？美国国会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正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方大为：对于现在提交至美国国会的《战略竞争法案》，我对部分内容持同意态度，部分内容持反对态度。我同意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增强自身在技术、投资、基础设施等众多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我们的目标是能够与中国这一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以及世界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更有效的竞争。我还同意的是：重建学术文化交流，谴责反亚裔仇恨等。但该法案中的个别表述，如“美国应鼓励企业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存在重大问题。政府干预私有经济，告诉私有经济如何发展，这是对美国基本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否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达巍：美国国会一旦通过某个立法，其影响将超越某届政府，甚至延续好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个立法是比较忧虑的。因为这个立法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对华政策建立框架、设定议程。正像这部法案的名称所显示的，美国国会试图用“战略竞争”这个框架来圈定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法案一旦通过，无论今后的美国行政当局愿意不愿意，都需要从“战略竞争”的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虽然包含竞争的成分，但是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危险的，也是不全面的。

5、“努力在两国间架起桥梁，让两国走得更近，加深了解，增进互信”

    肖连兵：方大为，您如何看待过去几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基金会今年将开展哪些项目？

    方大为：乔治·布什在2007年公开的中国日记序言中写道，他深爱中国人民，希望看到美中两国缔结伙伴关系、结下深厚友谊，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我们基金会力图实现他的这一愿景，努力在两国间架起桥梁，让两国走得更近，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这就是基金会的立场，为此我们深感自豪。

    大约37年前，即1984年，我首次访问中国，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各种巨大变化。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进步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中国的发展节奏比我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学习时要快得多。今天的北京和中国与那时已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新技术带来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节奏和通信速度。

    疫情之前，我平均每年要去中国3次。一旦疫情结束，我当然希望访问中国。我知道尼尔·布什本人和基金会所有的员工都希望重新与人面对面，而不是在Zoom或微信上与人交流。我们对未来的工作感到十分兴奋，对能与人当面沟通感到十分激动。

    （光明日报社国际交流合作与传播中心王培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