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生活的时代价值

    闲暇时间，是除去必要劳动时间和基本生理时间之外的可供自主支配的时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短，闲暇时间逐步增多、闲暇领域不断拓展、闲暇活动日趋频繁，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哲学家罗素曾指出，“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可见，闲暇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让闲暇时间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造福社会的重要时空，使闲暇生活更有意义，更具价值。

闲中有“劳”，升华职业素养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休闲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以劳动的姿态进行休闲和以愉悦的心情进行劳动，是我们生活的理想境界。不过，我们现在还远未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劳动与休闲真正融合的发展状态。因此，廓清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边界，愉悦地享受休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构成要件之一。

    不过，职业劳动是闲暇生活的基础，愉悦丰富美好的闲暇生活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所言，人生求乐的方法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由劳动得来。法国思想家卢梭也指出：“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闲暇时间是非劳动时间，但闲暇生活也是提升职业能力的良好契机。爱因斯坦指出，“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这并不是指闲暇生活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类群甚至不同等级，而是指不同的休闲方式会让人拥有不同的发展空间。

    要使闲暇生活成为人们进入工作和发明创造的准备过程，并通过闲暇活动产生新动力和新思维，就需要引导人们摆脱享乐主义的影响，围绕提升职业素养进行科学休闲，使休闲与劳动的再生产相联系，从而“为新的工作提供新的力量”。事实上，闲暇生活与人的主体能力建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方面，闲暇生活可以为人们完善自身能力素质、完成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产生新的能力和需要提供可能，当拥有这种新素质和新能力的人作为全新的主体再次投入到职业劳动中时，他将成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当人的劳动能力和职业素养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又反过来促使闲暇生活变得更有乐趣、更有意义。倡导闲中有劳，不是让劳动替代休闲，而是主张人们利用一定的闲暇时间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充盈自己的劳动本领，既为自身更好地休闲创造条件，也为整个社会劳而有闲奠定更好的基础。

闲中尚“文”，防止物化休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积极引导人们的闲暇生活，就必须引导人们走出“物化”休闲的误区，闲中尚文。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休闲与文化相结合，让人们在休闲过程中“人文化成”，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强调休闲与文化相结合，就是要防止闲暇的物化和过度娱乐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个别人的闲暇时间消耗在服务性消费上，甚至“娱乐至死”。如此一来，闲暇生活就会退化为经济系统的附属品。诚然，马克思曾说过，“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马克思以“娱乐和休息”来界定自由时间，是以“自由活动”作为旨归的，这与休闲娱乐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活动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确认，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因为只有在闲暇时间里，人们才能摆脱生产性活动的限制，才有机会使自己的能力、个性、需要和社会关系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成为“积极存在”，也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当然，一个人要过高品质生活,就必须具有享受生活的能力，具有高度文明素养。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要使闲暇生活更自主、更自由、更具文化品位，就要让人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欣赏力，培养多方面的技能和兴趣。当前，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中，应不断普及全民艺术教育，提升全民艺术素养，让广大群众拥有更加高雅、更有品位的精神文化追求；建立更多的文化场馆、文化休闲场所，让全民阅读、绘画、书法、欣赏音乐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时尚，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闲中逐“美”，感悟诗意生活

    闲暇是人生幸福的现实基础，没有闲暇就没有人的幸福生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唯独在闲暇时才有幸福可言”。但闲暇时间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人生幸福，更遑论生活美好。所谓幸福，就是人们对自己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伦理需要的较好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可以通过丰裕的物质生活来满足，但人的精神需要和伦理需要的满足却要通过充实的精神生活、和谐的社会生活来实现。一个人只有在这三种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有真实而非虚幻、稳定而非短暂的幸福感。

    积极引导闲暇生活，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创建充实的精神生活，还在于帮助人们正确体验和感悟社会现实生活状况，从而使自己产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由此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当然，这个过程不完全是政治、道德、科技等知识的传授和吸收过程，还必须有审美活动的参与。审美活动具有“成教化、正得失、助人伦”的特质，有助于提高个体生命品质和群体生活质量。因此，合理引导闲暇生活，需要充分利用闲暇时间，通过知识传授与休闲体验等方式，培养人们的审美自觉，引导人们在自然美中美化心灵、在社会美中醇化人性、在艺术美中得到愉悦，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主动提升精神境界。

闲中促“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人们的闲暇生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时空，这种时空对特定个人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外在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实现个性发展是一种历史常态。当人们在社会生活尤其是闲暇生活中不断超越生计生活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时，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便成为人们的共识。

    闲暇使人们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但并不必然带来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和社会关系的完善。对于当代社会而言，由于网络化和新技术的普遍运用，网络信息碎片化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催生着社会的疏离化、社交的孤岛化，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凝聚力，而这一影响又在闲暇生活中尤为突出。因此，营造大局和谐环境，防止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撕裂”现象，是社会闲暇建设的全新着力点。适时而合理地引导社会闲暇生活，让闲暇教育成为调动社会个体内在积极性和潜力的催化剂，彰显“和”“合”的和谐文化底蕴，并使之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这不仅关乎人的内在感受的建构，也对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蒋晓明，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职业素养习惯的闲暇教育课程研究”〔BJA19009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