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以诗入散文，藉诗写人生

    【新闻人物】 

    因为一本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诗来见我》，作家李修文日前在北京东单附近的一家剧场内，接受记者采访。

    李修文少年成名，13岁时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小说，几年前成为湖北作协最年轻的主席。

    “对中国人而言，诗歌从来就不是诗人自己的事情，不是囿于书房一方斗室内的自我沉吟。诗关乎广大的世界和江湖，关乎诗与人怎样互文，以及中国人怎么相认。”李修文认为，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我们终究会与一首诗相遇。

    以诗入散文，藉诗写人生，是李修文的强项。近年来，他在《当代》等刊物上发表的《追悔传略》等文，皆是如此。

    但是，《诗来见我》不是为了炫技。

    写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李修文正处于2020年冬春之交的武汉。疫情之中，他与老家年迈的父母、与同城的妻儿不能见面。父母身体不好，令他忧心；父母同样担心他，他不能向他们透露过多。于是一些他平时从来不会触及的话题，如故乡、母亲，如花朵之逝去、秋天之深重，都在笔端涌现出来。写作，是他安顿身心的方式。

    《诗来见我》的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他的真诚。他写自己出生农家，梦中回到童年，母亲在月夜的稻田里劳作，微风送来她的汗味儿；他写自己在父亲生病时，不得不出卖旧物，维持医疗费的困窘；他写“天底下的忠臣孝子，及至走卒贩夫，又有哪一个……不想重新做回一条细线，再被母亲穿进手中的针孔呢”。

    既是读诗的散文集，对诗歌之道的探寻，也是《诗来见我》的题中之义。李修文在书里，不止一次提及了古典诗词的“古道”与“正统”，它们是杜甫诗歌里的山河众生，是韦应物由少年浮浪转至持节读书之后所接续的中国文人传统，是曹孟德志略滔荡之际的哀思世道与怜恤生民。

    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前作《山河袈裟》一样，《诗来见我》里面也有众多小人物。有李修文因为编剧生计困守小镇时遇见的以修电器为生的匠人，有在小旅馆楼下等活计、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的泥瓦工，有在小县城遇见的要切猪头肉和他一起喝酒的故交鞋店店主。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让诗词与他们相遇。他赠送给糟糠之妻已亡故的老周“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赠送给久别重逢的故交“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他赠送给一个前路不明的广告公司老板“孤舟夜泊洞庭边，灯火青荧对客船”。

    因为常与生活“短兵相接”，李修文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并不迟疑地表达了对杜甫的喜爱。李修文认为，杜甫像我们的父亲，又像我们的兄长，也像我们在路途上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不幸、苦楚、左右为难，他都遭逢过。在那些具体幽微的处境里，人们会发现都站着一个杜甫。他的诗歌里有一种实在。杜甫见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融媒体时代，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少，遑论古诗词？

    对这一点，李修文并不忧虑。他举了个例子，中国是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家，我们去拜访一个家庭，如果家里恰好有一个小孩子，父母常常会让小孩子给来客背一首诗。因此诗教的传统，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中断过。近现代以来，生活节奏变快，可能人们的压力变大了，但古典诗词本身和对它们的阐释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本质上它是一种“刚需”。

    但对于怎样读诗，李修文有一些看法。当下，人们越来越把诗词当作一种课堂上的学问，用工具化的思维分析哪一个字、哪一个词、哪一个意境用得好。这不应该是诗的呈现方式。他觉得，诗歌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结晶，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生命的学问，应该在广阔的天地与人们相遇。

    阔别文坛有些时日，李修文想过写小说里的“有诗为证”，想过写禅诗，但后来都觉得它们不太迫切。在遭遇一场如疫情这样的大变故时，以诗歌见证生活，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在某一个时间段里亏欠缺损的亲情、友情，不同程度地帮他解决过他当时的人生问题，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新作，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一个真切、有温度、扎根于生活的古诗世界。

    那么，为什么是“诗来见我”，不是“我寻见诗”“我寻觅诗”？

    “诗来见我”肯定不是傲慢，不是诗歌涌向“我”，李修文强调，“只要我们行走于世，都逃不过诗歌的见证。也许读诗的最好方式，是在山河中读众生”。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