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几代编辑人员“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
要按照总书记嘱托办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必须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而高水平的文章必出自高水平的学者。我在《文史哲》工作近30年,主要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结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方立天、方克立等。他们或赐稿《文史哲》,或为办刊提出宝贵建议,对杂志给予关爱和支持。
在众多学者中,我与张岱年先生联系更为密切。1980年,在山东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我首次赴北京拜访张先生。先生的勉励声犹在耳——“做研究、写论文,一定要竭泽而渔”。1994年《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向张岱年先生约稿,先生不久便寄来了《如何研究国学》一文,对国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意见: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达到民族自我认识的必要途径;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反对研究西学……2001年,《文史哲》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创刊50周年纪念会,时年92岁的张岱年先生欣然与会,对《文史哲》提出谆谆勉励。
冯友兰先生也十分厚爱《文史哲》杂志。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抱病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张岱年先生带我前去探望。他向冯先生介绍说,“陈绍燕是《文史哲》的编辑,你可以把书的某一章交由《文史哲》先发表”。冯先生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文史哲》吗,大名鼎鼎。如果搞个连载……”我明白冯先生是希望《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在《文史哲》连载,但如此重大的组稿,我无法贸然决定。后来,此事虽因各种缘故未能实现,却令我深感冯先生对这本杂志的青睐与器重。
和冯先生、张先生一样,众多学者给了《文史哲》宝贵的爱护与支持。70年来,这份情谊始终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赵秋丽、冯帆、张胜、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