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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在全球推行所谓“美国优先”和“产业回归”战略，全球化面临退步风险，各国内顾心态加紧。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医疗物资短缺，让美西方国家重新审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加速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本土化、区域化。不少跨国企业从全球布局转向区域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变得更短、更有弹性，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化生产将导致无数区域性供应链中心的形成。其中，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力与活跃程度最为凸显，备受关注。
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继续呈现不平衡不稳定态势，例如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所凸显的疫情期间国际航运脆弱性。但随着生产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分工类别与环节呈几何式增长，以产业分工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呈现出延长态势。在上述背景下，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在内的区域经贸协定落地，为“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深度交融，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
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头加快，有助于填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部分贸易规则与合作机制的空白。近年来，随着全球经贸规则步入调整与洗牌期，原有传统规则安排已逐渐不适应各方不断更新的贸易、投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致使传统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信任危机”。特别是以部分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张期待的基础设施投资原则制定能够与具体项目同步推进。通过签订区域经贸协定，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上述国家在参与“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被有针对性地满足，从长远看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当前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扩散产业链，丰富了“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内涵。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日渐盛行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接收承包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外溢的难度不断提升。从技术层面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区域内国家降低进出口关税，降低投资壁垒，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区域内发达国家外移的中端制造研发业后，有望加快推进本土高技术研发，推行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全面应用与落地。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项目形成合力，为我国新兴高新技术提供更广阔应用平台。从供应层面看，产业链的转移是经济规律的内在需要，近年来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离开中国，向南亚、东南亚转移，包括成衣等产业逐渐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而中国正成为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承接地；从服务贸易往来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应用经验、5G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等高新技术优势可更加顺畅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同时我国国内广大消费市场亦可在需求端为区域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提供生产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一带一路”融合育新机
“一带一路”在疫情暴发、全球经济衰退等“连环大考”中展现出了强大韧性与活力，在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护区域乃至国际产业供应链、价值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疫情期间，包括瓜达尔港在内的70个走廊项目建设运营正常开展，成为统筹防疫与生产的标杆。2020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7%；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中国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援助了大量医疗物资。疫苗国际合作方面，在疫苗国际分配极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沿线国家疫苗短缺的问题，充分体现大国担当。数据显示，东盟、欧盟、南亚、拉美多国借助“一带一路”在疫情期间甚至加强了与中方的经济关联。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对外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有力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将在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秉持多边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一带一路”是史上首次由南南合作为主体所创立的最大合作范例。疫情暴发前后，部分发达国家挑起的产业链回流等类似产经政策进一步对各国发出警示，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对疫情期间乱象百出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拨乱反正。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对世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赋能“一带一路”产业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一带一路”产经项目提升韧性，促进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产业分布合理布局，为创建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外部价值链提供了空间基础。随着中国内部消费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中国经济韧性将更上一层楼，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也将在宏观层面稳定全球经济发展态势。
（作者：万 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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