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山外》的故事

    【文坛述往】

    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磕磕绊绊到今天，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在这种艰难的磕磕绊绊中，始终闪烁着文学编辑辛勤的身影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人格光芒。

    刚开始文学创作时，我的一次次投稿四处碰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况并无太大改观。退稿好像是我的写作的影子，不离不弃。1979年发表《小镇上的将军》后，我被调到省文化部门一个研究单位拿工资，专职写作，这给了我莫大的压力，内心陷入深深的迷茫。1980年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王安忆看到报上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尽是好话，完全避开了我的写作的平庸和困窘，问我：“你高兴吗？”我无言以对。

    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面对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发呆，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让我离开基层是否明智。私下的议论就更加尖锐了，说我“本来就不是这块料”，还有人形象地借用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讽刺我的创作：“只生一个好。”我痛苦不堪，觉得自己误入歧途，暗中打主意改行。

    有一天，我在单位资料室胡乱翻看杂志，被一篇外国翻译小说吸引。这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短篇，讲一个集体农庄的青年进城卖农产品，他很诚实，却不被信任，很生气，几乎跟人打起来，闹了许多笑话，最后以皆大欢喜结局。我眼前一亮。回到省城前，我做过一段时间农民通讯员，在一个山区公社采访的时候，也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一个山里青年把自家烧的木炭挑到集镇上卖，镇上人故意挑剔，一会说烧炭的树木不是硬木，一会说炭没有烧透。那青年火了，把两大篓子炭全倒出来，一根一根地在地上踏碎，一边踏一边说：“给你看，给你看，是不是硬木，烧没烧过心！”

    我照搬那个苏联小说的结构，把这个情节塞进了现成的框架，表现山里人的单纯、朴实、硬气，题名《山里山外》，给了《十月》，不久就发出来了。

    长时间的压抑稍稍缓解，收到样刊的时候，我长舒了口气，一阵轻松。然而有一天，单位一个同事悄悄告诉我，领导收到了检举信，说我抄袭。检举信还说，已经要求《十月》编辑部刊登启事，声明《山里山外》是个抄袭作品，以向读者检讨。

    当时，我站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一阵眩晕，用得上《静静的顿河》里的一句话：“抬起脑袋，看见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太阳。”

    抄袭就是偷窃，没有比这更难堪的过错了！我不能肯定我那样做一定是抄袭，但我也不能否认，《山里山外》的确是从那个苏联小说的模子里脱胎出来的。我更不能左右《十月》编辑部对此做出的判断，单纯站在刊物的角度，他们完全可以采用更严格的判断标准。

    把我从县里调进省城的领导对那封检举信的反应是让我去洪涝灾区搜集素材，换换脑子。但这并不能消除我对《十月》可能刊登的“启事”或是“读者来信”的沉重担忧。它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着，随时可能落到我的头上。我惴惴地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惶惶不可终日。启事一旦刊登，对于我，无异于法院的死刑布告。

    然而，一期又一期《十月》出来，每一期我都在邮件到达单位资料室的第一时间抢在手里，始终没有看到那则“启事”或是“读者来信”。《十月》的责编不时给我来信，也从来没有提到读者的检举，只是一如既往地组稿。去北京出差，我特地去《十月》编辑部，忐忑不安地等着可能的询问。但是没有。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笑脸、问候、到家做客的邀请。对我新写出的每一篇稿子，总是给予正面积极的肯定，即便是一锅夹生饭，他们也会从中发现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进步。

    我终于明白，有关《山里山外》的“启事”或是“读者来信”是永不会在《十月》刊出的。直到《山里山外》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十月》始终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过那封检举信，我相信他们深知我的自尊心有多么脆弱，深知这样一场因内容似是而非的检举造成的危机，对于一个初入道的年轻作者的写作，会带来怎样毁灭性的结果，深知帮助一个文学新人顺利成长，比让他在挫折中消沉要好。

    对年轻人的犯错，批评和教育无疑是必要的，即便采取公开的、示众式的方式，当事者也只有老实接受。但原谅和理解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因为，原谅和理解其实也是一种教育，有时候可能是更有效的教育。

    除了对我的心理造成莫大的困扰，《山里山外》是一篇毫无影响的作品，但对我的写作生涯却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十月》编辑部扶持青年作者的真情、高度的专业水准和职业精神，给予我巨大的前行的力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退缩，加倍努力，决不让所有善待我的人们失望。

    投身文学几十年，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为参天大树，叹息我们的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参天大树，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不容易。参天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不能少。不说社会、历史那些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是为了帮助一个写作者坚持写下去，那些有责任感的编辑就不知要付出多么良苦的用心。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说的“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完全可以作为敬业的编辑们的写照。《十月》早年的几位恩师，多已去世，依旧健在的，也早已退休。然而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我身边，引导着、扶持着、鼓舞着我，无论做人还是作文。多年来，《十月》编辑部经历着人事更迭，但一直传承着择稿严格而又善待作者的刊风：不成熟的稿子，直言相告，该退即退，绝不迁就；决定刊用的稿子，多予鼓励，绝不吝惜肯定和建议。他们让刊物成为作者永远可以依靠的温暖的娘家。才力不济如我，之所以至今还舍不得把笔放下，除了对文学的痴心之外，无疑跟所有善待我的刊物给予的温暖和支持有最直接的关系。

    （作者：陈世旭，系当代作家，作品《小镇上的将军》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