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注大地的深情

    似乎很少有哪个省像安徽这样南北泾渭分明，皖北平原舒朗平阔，皖中一带山环水绕，皖南山区婉转清幽。身为皖北人，因为长期生活在为皖之中的合肥，便常去黄山，因而对皖南的新奇而情有独钟，甚至对徽州的风物、人情、典故、地理能说出一点道道，也斗胆写过几篇与徽州有关的文章。

    直到有一天，读到一篇题为《安茶续香记》的文章，才知道皖南祁门县有一种销声匿迹数十年后又浴火重生，并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安茶，于是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冷汗涔涔。

    偏偏此文的作者斯雄先生生在湖北，单位在北京，五年前才来安徽工作。一个外省人能对安徽的掌故如数家珍，自己生长于斯却一无所知，不免深感惭愧。如果不是自己的学识浅薄，那一定是斯雄先生目光如炬了。

    这个答案在斯雄先生《江淮八记》一书的自序中可以找到。“身在安徽，因为美好，因为缘分，确实常有一种愿荐枕席的冲动和感动。”这似乎就不是用眼界来观照安徽了，更多的，应该是情怀。

    如果说《江淮八记》是斯雄先生自愿荐给安徽大地的“席”，那么，两年前他出版的《徽州八记》就该是柔情万种的“枕”了。

    在《徽州八记》中，斯雄先生先后写了琅琊山、凌家滩、石牌镇、大通镇、小岗村、花戏楼、科学岛和淠史杭。从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到黄梅戏的源头，再到农村改革的发轫、科技创新的基地，每一个地方，都是安徽文化的地标，合起来就是一部安徽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简史。

    这很难。

    我一直认为，长期浸淫在记者这个行当，记录和求证的职业习惯会消磨人的艺术感触，贴着地面飞行固然是一种姿态，但受限于飞行的空间。长此以往，重实录而轻虚构，长于写而讷于说，无论如何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但在斯雄先生的《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中，一方面能够看到作者对事与史追索的严谨，比如《中都城记》中，作者对凤阳明中都的规制和设计、朱元璋在家乡建都又废都的原因，都进行了旁征博引，层层剥笋但又不轻下结论，却让读者跟着他的思路会心一笑。这就是记者职业素养在文字上的纯熟和机智。而另一方面，诚如祝华新先生所言，通篇都是白描式的优美文字。在《宣纸记》中，宣纸艺人告诉他，手工宣纸至今仍不能为机制纸替代。对此，作者说，“这些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吃香瓜。老人们说，香瓜用刀切出来，不好吃；得直接用拳头砸开，口感才好——是耶非耶？有科学道理吗？实在说不清。”我们在阅读这样的文字时，也能清晰感受到文字的灵动和思维的跳动。

    严格意义上说，《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都属于非虚构写作。这类书写最难的是如何在“戴着镣铐”的情况下跳出非同寻常的舞姿来。比如安徽的桃花潭、杏花村、明中都，其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风雅早被无数文人雅士一遍遍踏勘过，因此，跳出窠臼另辟蹊径就有“刀口舔血”般的危险和不得不直面的挑战。好在，作者秉承了记者本色，一路书写下来如同造像，不虚美，不夸张，不故作高深，更不炫技抖机灵，更多的时候，作者像一个虔诚地行走于江淮大地的学者，用脚量，用眼观，用笔记，用脑辨。总之，用求证的态度对待眼中的风物。《宣纸记》中作者先简要回顾了纸的出现与演变，然后才把读者带到位于泾县小岭的安徽曹氏宣纸有限公司，一探宣纸制作技艺。这一路走来，文字才青翠婉转，笔底才风起云涌。让你面对一池桃花潭水，油然而生“虽谪仙往矣，然流水依然，袅娜风姿仍旖旎”的感慨。

    在《杏花村记》里，作者开宗明义，对池州人言之凿凿“杏花村在池州市贵池区城西秀山门外”的说法“将信将疑”。这是记者的职业素养，也是学者该有的态度。在对史料梳理之后，作者说，“考察史料得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有一家”。从实地考察到史料爬梳，再到理性思考，作者最后的结论是：“对杏花村而言，其商标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这样的理性文字，已经超越游记类文章的浮光掠影，也跳脱了新闻记者实录的桎梏，同时又不拘泥于学究穷经的迂腐。文化散文，就该有这样的底蕴和范式。

    2019年，安徽大学对海外回流的一批战国竹简发布了研究成果。这是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经》中经典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竹简上却写作“要翟淑女，君子好逑”。消息一出，学界哗然。笔者也在第一时间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斯雄先生在报道之外，还衍生了一篇《“安大简”记》。和其后的一篇《量子纠缠记》一样，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化散文，如何能与严谨甚至枯燥的科研共生？

    更意外的是，这两篇看题目就知道不容易读懂的文章，在作者笔下竟然“化”成了娓娓道来的家常话。从作者小时候喜欢吹的笛子，到作者家乡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再到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无需转身，就过渡到对“安大简”的阐述，笔力所至，楚风皖韵翩翩而至，义理考据辞章夹杂而行，当作者说“文物是无声的，但历史的碎片似乎总在给予一些暗示”时，你会恍然拍案：作者家乡的公安文学和作者如今工作地的桐城文学，竟然如此曼妙地融为一体。如此文章，还算不得大文化散文吗？

    作者说，从《徽州八记》到《江淮八记》，表达的都是他对生活和工作四年有加的江淮大地的一片深情。

    此话，我信。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出生地，就是贾平凹称之为“血地”的地方，那是无论你行走多远，都永远深藏血液的地方。另一个，不妨叫作“情地”，就是驻足时间最长、投注感情最深之处。在异乡久了，异乡就成了血地之外的故乡。斯雄的《徽州八记》《江淮八记》，还有即将出版的《皖韵八记》，都是他在安徽这块“情地”上行走时流露的深情。

    如果没有行走，就没有一记一记的发现和呈现；如果没有深情的行走和关注，何来这对原本陌生土地和土地上深厚文化的动情解读。

    （本报记者 常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