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游于艺”

    “上帝”死后，西方社会陷入了精神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替代之物，其中一个方案就是用艺术代替上帝，用审美代替信仰。随着机械复制时代和影像时代的到来，这个愿望似乎已经实现了：一页说明书的背景，一本书的封面，一件商品的包装，一块面料上设计，大街上的设施，商场里的装饰……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被艺术品充塞，这个审美世界在为大众制造快乐、梦想和欲望。这就是西方人倡导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中国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就是要求人们把沉浸于“艺”当成人格成长与完善的方式——这可不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有人说这里的“艺”指的是“六艺”，但实际上范围应该更广，包括琴棋书画、天文历算、农桑水利、医药百工等。

    汪曾祺曾经说：“在传统文化里，我受儒家的思想比较深。”（《小传·有益于世道人心》）他笔下的小人物，多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知识分子，凡是人格健全的，往往都有“艺”陪伴。王小玉精通刺绣，作品活灵活现（《百蝶图》）；靳彝甫一年四季养水仙，放风筝，种荷花，斗蟋蟀（《岁寒三友》）；王淡人乐于在院里种花种菜，尤爱钓鱼（《钓鱼的医生》）……汪曾祺本人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文坛有名的“美食家”，厨艺精湛；他懂音律，能唱戏，善箫笛；还常常题诗、写字、作画。有“艺”陪伴，沉迷其中，涵养精神，生命就会有滋有味。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儒家的“游于艺”，就是我们本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汪曾祺笔下，这些能“游于艺”的人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心地纯良，乐善好施。在儒家看来，“游于艺”与“据于德，依于仁”是相通的，美与善是统一的。

    儒家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让人平日里保持理性，保持一种静态的生活。不难推测，儒家倡导的“游于艺”的“游”，属于一种“日神精神”。可是，同样的一个“游”字，在汪曾祺的笔下有两种阐释：凡是写他日常人物的时候，都是静态的“游”，完全是“日神精神”，很有儒家风范；一旦写那些显露自我性情的作品，就显示出对动态之“游”的神往，“酒神精神”的意味十足。汪曾祺评论阿城的《棋王》时，不仅欣赏王一生平日“呆”在棋里的状态，更渲染他以一人之力击败一群象棋高手的壮举。在汪曾祺看来，以“艺”滋养精神，不仅是为了“贵生”，更是为了实现生命的张扬和喷薄。汪曾祺四十年代写过一篇题为《艺术家》的散文。“我”被哑巴画家的画作所吸引，进入到一种忘我的迷狂状态：“我走近，退后一点，猿行虎步，意气扬扬；我想把衣服全脱了，平贴着卧在地下。沉酣了，直是‘尔时觉一座无人’。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化为一阵青烟，想死，想‘没有’了。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这是审美状态，但生命在这一刻被激活了。

    尼采曾描述过一个原始民族的酒后狂欢：大家一起跳舞，激情四溢，恍然一体，打破了主客分离的状态，消除了孤独。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道具树》的散文，描述了自己参与一场表演的真实体验：“你在一个宏壮的集合之中，像潮水，一起向前；而每个人是一个象征。我惟在戏剧圈子里而见过真正的友谊。在每个人都站在戏剧之中的时候，真是和衷共济，大家都能为别人想，都恳切。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在那种时候看得最清楚，而好多人在弄戏的时候，常与在‘外面’不一样。于是坦易，于是脱俗，于是，快乐了。”在表演中，个体与群体融合在一处，理性与激情携手并进，人们融为一体，组成了真正的“审美共同体”。这是“游于艺”，有形式的约束，没有完全放弃理性，但是汪曾祺已经在里面注入了西方现代的“酒神精神”——这当然属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西方人想让审美拯救人类，但是，当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后，人们发现，一切都已经庸俗化了，不能起到提振精神的作用。无处不在的审美让人产生疲劳感和麻木感，降低了人们的艺术感受力。工业、商业和权力共同操纵了审美化的世界，艺术激发不出人们的个性；相反，共同的审美趣味在泯灭人们的个性。儒家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不同，人始终是艺术活动的主导者，借助着艺术创造，人得以保持个性。汪曾祺倡导儒家的“游于艺”，还对“游于艺”进行了现代改造，注入了“酒神精神”，在艺术状态下找到了“完整的人”。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的士大夫”，他确实有士大夫的风范，但不守旧，不复古，骨子里其实很现代。

    （作者：翟慕航，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