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幸福、难忘的历史性时刻,即使过去了一年多,仍历历在目。
2019年10月10日晚上,正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我,接到阿尔巴尼亚科学院院士萨班·希南尼教授的电话通知:第二天早晨9时科学院将派车接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阿尔巴尼亚语教研室主任陈逢华教授到地拉那广播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9时45分要赶到科学院出席阿中建交70周年图书展览开幕式并接受科学院对我的授勋。噢,我恍然大悟,两周前在阿驻华大使馆举行的“郑恩波教授最新译著《阿尔巴尼亚诗选》推介会”上,贝洛尔塔亚大使对我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您应当到地拉那去,那里的果实已经熟了……”原来贝洛尔塔亚大使是给我下了很有内容的蒙蒙雨啊!
我心里暗暗地说:“阿尔巴尼亚朋友真能保密,授给我什么勋?叫我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
阿尔巴尼亚科学院素朴的灰白色的二层楼坐落在稀疏高大的松林中,我和逢华教授准时地赶到那里,整洁素雅的图书展览厅前面的树荫下,聚集了几十人,我的老同学,几十年来待我如同亲兄弟的著名诗人、科学院院士泽瓦希尔·斯巴秀来了(我曾发表过《我的两个阿尔巴尼亚弟弟》一文,其中一个弟弟就是他);我的另一位老同学,如今已是著名文学评论家的弗洛莱莎·达多院士来了;著名汉学家,翻译出版了莫言的多部小说,阿中文化协会会长,我多年的好友伊里亚斯·斯巴秀来了;阿中工商协会会长,我30年的好友伊德里兹·切尔梅塔来了。半个世纪以来为巩固和发展阿中友谊而辛劳的朋友都来了。他们脸上带着微笑,用简短但真诚、亲切的话语向我表达兄弟般的贺意和祝福。时过境迁,历尽沧桑,但老朋友的情谊和心灵并没有改变,那一双双诚朴的眼睛流露出来的最真实的情感向我说明了一切。
当科学院院长斯堪德尔·吉努希院士把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荣誉院士勋章和证书送到我手里的时候,一向好感情用事的我,心儿怦怦跳了起来。面对这么多的大学者、专家,特别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真是满面汗颜。吉努希院士抬高了嗓门,有板有眼地念道:“郑恩波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和历史的研究家,建立了知识分子的特殊功勋。他如同百科全书一般,对阿尔巴尼亚的文学领域,从历史到当下文学现场,都有深入的了解……”此时,我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心里顿时又敲起鼓来。是的,这些年来,因为工作需要,我把5厘米厚的《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4厘米厚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和3厘米厚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大辞典》反反复复读了多遍;翻译了文学史上多部重要名著;但是,为了写出更具有学术水平和可读性的研究专著,我还得开始长征路上的新征程。
还没有来得及向旧友新朋表示感谢,有关负责人又急遽地通知我立即到阿尔巴尼亚总统府参加一项更重要的活动。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的挚友泽瓦希尔·斯巴秀悄悄地告诉我:“今天要授予你一枚‘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我知道,纳伊姆·弗拉舍里是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文化圣人,新文学的奠基人,在我心里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几十年来,我一直像对待诗圣杜甫、诗仙李白、文学巨擘鲁迅先生那样景仰、崇拜他。我翻译了他的杰作,阿尔巴尼亚文学史上举世无双的抒情长诗《畜群和田园》、组诗《夏季的花朵》和叙事长诗《斯堪德培的一生》(片段),而今天,以这位杰出诗人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将要授予我,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叫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是握着坐在我身边的泽瓦希尔·斯巴秀弟弟的手不放,与他共享幸福的滋味。
大约三十名阿尔巴尼亚文艺、科技界精英安静地坐在总统府高高的大厅里,鲜亮的双头鹰红旗和五星红旗,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烁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使大厅显得格外庄严,富有生气。
突然,一位个子高高、满面春风、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从幕布旁侧走到台前,原来是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伊利尔·梅塔先生。大厅里响起了欢乐、热烈的迎宾曲,紧接着,奏起了阿、中两国国歌,乐曲高亢洪亮、振奋人心,人人脸上都露出真诚的笑容。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梅塔总统怀着喜悦、坦诚的感情宣读了向“杰出的中国翻译家、作家和学者郑恩波教授及杰出的新闻记者王洪起先生”授予“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的颁奖辞。我听到梅塔总统这样评价我:“作为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学研究专家,郑恩波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不懈、一如既往地从事关注阿尔巴尼亚精神传承的活动,对这位专心致志地从事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观察家、教授与学者,对他在中国和世界进行造福于阿尔巴尼亚的创作予以肯定的评价……”
按常规,获奖者是要致答辞的,我忐忑不安地走到台前,向两面神圣的中、阿国旗,向梅塔总统及阿尔巴尼亚朋友和中国驻阿使馆周鼎大使、白云斌参赞鞠躬致敬之后,静下心来,讲了下面这段话,作为答辞: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几件不能忘却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今天的事情就是我永世都要铭记在心的大事。众所周知,纳伊姆·弗拉舍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阿尔巴尼亚复兴运动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民族复兴理想最全面的代表人物,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文学伟大的奠基者,新文学之父。梅塔总统把“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授予我,这不仅是阿尔巴尼亚政府给予我顶级的荣誉和莫大的鼓励,而且也是为伟大的中阿友谊戴上了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花环。在这一幸福的历史时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两国的政府和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和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们。是他们培养了我,帮助了我,我要真诚感谢他们,没有他们良好的教导和无私、热心的帮助,我是掌握不了阿语的。说实话,阿语很难学,尤其是学习初期,尚未入门的时候。它好像是一匹暴戾恣睢的骡子,如果你不会骑,它一尥蹶子,就会叫人从鞍子上摔下来。我并不比别的中国人聪明,但是作为农民之子,我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我有毅力和信仰,一件事情,只要我认定了它,就一定要把它做成功,不成功绝不罢休。在困难、痛苦和失败面前,我从不惧怕、不怯懦,我懂得,任何难事,只要有蚂蚁啃骨头的韧性、耐性,一点一点去磨,最后总会被征服的,正如阿尔巴尼亚牧人所说:“慢慢来,慢慢来,小羊羔总要变大长成材。”“葡萄生长不是靠祈祷,而是靠锄头和铁锹。”我坚信不疑,在阿尔巴尼亚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导下,在品学兼优的阿尔巴尼亚同学的帮助下,我一定会成功,敬爱的周总理要求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通的期望一定会实现。
好事、美事是无穷尽的,今天梅塔总统代表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把“纳依姆·弗拉舍里”勋章授予我,这表明我译、研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事业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更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任务正等着我去担承。阿尔巴尼亚前任驻中国大使、我的好朋友库伊蒂姆·扎尼先生对我多次说过,每个人都是要变老、要退休的,但是,专业永远不会变老、不退休。因此,我虽然已经80岁,但是还要紧握笔杆儿,再苦干、巧干10年,在90岁之前,至少再翻译10部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让卡达莱的叙事长诗《阿尔吉洛公主》、阿果里的划时代的长篇小说《第八个是铜像》、佐泽的长篇巨著《死河》、马尔科的著名长篇小说《乌斯蒂克之夜》、米杰尼的诗文集《自由诗和北方城市的故事》、弗拉舍里的叙事长诗《斯堪德培的一生》、加塔的长篇小说《沼泽地》、普里夫蒂的《一个月里每天一篇童话》,还有《阿尔巴尼亚最美的童话》《泽瓦希尔·斯巴秀诗选》等阿尔巴尼亚文学珍品尽早与我国读者见面,到那时定要我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译、研事业登上一个新的峰巅。我要为实现周总理对我所期望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通奋斗终身。
答辞尚未落地,就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人们纷纷向我靠拢,个个面带笑容,与我紧紧地握手,真诚地拥抱,斯巴秀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激动、欢喜的泪花,讲不出一句话,只是诚笃地微笑。梅塔总统的表情慈祥、亲切,诚挚地对我说:“您的阿语讲得真好,流利、顺畅,像瓦尔波纳河水一样清澈、圆润,您讲的是地地道道的阿尔巴尼亚语。”他拍着我的肩膀,把我一直送到大厅门口……
我迈着轻盈的步子,心情欢畅地走出总统府大厅。十月的地拉那的阳光还很强烈,照得我眼前一片豁亮,总统府南面地拉那大学那高高的威严的乳白色大楼,依然向我露出熟悉、亲切、恋恋不舍的表情,仿佛在呼唤我再投进她温暖的怀抱,开始又一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青年时代。眼前的道路是如此的坦平与广阔,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大花园又是何等的斑斓多彩、绚丽夺目!我多么想再从25岁开始,在中阿文学、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征程中开启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郑恩波,系作家、翻译、记者,曾多次为中、阿两国高级领导人任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