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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述往】
1983年我大学毕业，开始试着写小说。其实在大学里也写过，都不成器，甚至结不了尾。毕业后又接着写，终于写出一个我自己感觉还可以的短篇，题为《绿色的山洼》，投给了当时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昆仑》杂志，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
大凡在军队从事文学创作、年龄又在50岁以上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昆仑》杂志，也没有人不知道海波。海波是个作家，同时是《昆仑》杂志的副主编，但他作为编辑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作家。很多军队作家都是在他的扶持下走上创作之路的。
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谁也不认识，就是按照地址寄过去了。创作之初我一律是盲投。本子上抄了很多地址，后来给《人民文学》，给《随笔》，给《美文》，都是抄个地址贴上邮票就寄过去了，也都很幸运地被编辑老师读到，并发表。
我很快就接到了回信，龙飞凤舞的钢笔字，底下落款是“海波”。海波说看了稿子，感觉我有一定的创作基础，问我手头是否还有新作，如有，可带作品参加他们即将举办的新疆笔会。我兴奋无比，马上回信说还有新作，非常想参加笔会。一来我从没参加过笔会，二来很想去新疆。
可我当时在教导队当教员，有很重的教学任务，教员们一个萝卜一个坑，领导不同意我外出参加笔会。但我非要去，为请下这个创作假，我几乎和领导闹僵。在经过无数曲折（足以再写三千字）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来到了《昆仑》编辑部，西什库茅屋胡同甲３号。
我还记得和海波的初次见面是在走廊上。他迎上来和我握手。照说我该叫他老师，可他的姓让我觉得不像个姓，叫“海老师”很别扭，就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下。海波说，原来是个女同志，你在作者简介上为什么不注明？我自负地说，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个女的。
不知为何，新疆笔会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北京也行啊，反正对我来说，只要是笔会就行。可是接下来又变了，说这个笔会不集中，各自为战。这下好，其他几位作者本来就在北京（有几个正在鲁院上作家班），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需要自己找地方住。
于是那一个月，我像个游击队员似的游荡，前后搬了４个住处。其中有一个多星期，是和朱苏进、乔良在一起，住在一所大学的招待所里。后来他们完成了作品，回鲁院上课去了，我就搬到了我表哥家。在表哥家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太添麻烦，又搬到了我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的集体宿舍。集体宿舍也不能老住，再去找海波，海波把我安排到了北京军区一个招待所，在八大处一个很僻静的地方。
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折腾，早已没了写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他总是说我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谈崩。
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喜欢表现美好（现在也长进不大），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复杂。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人不可能这样的，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儿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有一回他说到我小说中的老两口去散步，他说你不要写他们发感慨，你就让他们默默散步，他妈的什么话也别说，他妈的沉默才是最好的。我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何说粗话。当时我想，看来我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谈拢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到了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这是什么笔会呀！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还为了这个笔会和领导吵架，太失望了。
想来想去，我决定提前走。当时距离我的归期也没几天了。我收拾好行李，一个人坐公交车从八大处来到《昆仑》编辑部，想和海波辞行。偏偏那天海波不在，好像是去印刷厂了。编辑部的其他人都各忙各的，没人搭理我，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于是我直接去了北京火车站。
我在候车室给海波写了封信，就大半页纸，其他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信箱，登上了火车。
海波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碰巧那天我们成都军区的作家简嘉去编辑部找他，海波把我的信扔给他看，说瞧瞧你们军区的业余作者吧，居然这个德性，年纪轻轻的那么大脾气！
后来每每办笔会，海波必在笔会开始前，把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参会人员，三令五申，不得效仿。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笑谈了。
我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海波生气归生气，并没有记恨我。他非常了解业余作者的处境，他知道我离开单位一个月，回去得有个交代。于是在当年（1984年）最后一期的《昆仑》上，他编发了我最早寄去的那篇《绿色的山洼》，那便是我的小说处女作。
当我拿到刊物时，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
须知那时的《昆仑》已很有影响力，在全国众多的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道重要的文学风景线。从《昆仑》走出来的作家数不胜数，《昆仑》自己的编辑们，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我的小说处女作能在《昆仑》发表，实在是很荣幸。
后来见到海波，我们重提此事，都觉得很好笑。那时我也做了文学编辑，越发觉得海波多么不易。
海波告诉我，在他当编辑的10年里，像我这样不好调教的作者他一共碰上３个。有一个是退伍到地方上的青年作者，写了个爱情小说，不愿修改，便向海波诉说他心中的伤痛，哭得呜哩哇啦的。值得庆幸的是，该同志后来在文坛上大红大紫，且经久不衰。还有一个是某边防的副连长。这位副连长心性极高，海波跟他谈修改意见，他怎么都听不进去，海波情急之下就亲自为他修改，因为他从边防连请假到北京，海波怕他稿子发不出来没法向领导交代。副连长看到他的稿子在海波的笔下“血流成河”，就说，海编辑，我看这样改的话，不如用你的名字发。海波不但没生气，反而对他有几分钦佩。在业余作者面前，他常常像个兄长一样厚道。后来这篇小说终于发出来了，落的当然不是海波的名字。
据我所知，这样被海波改出来发表的稿子不在少数。尽管许多人认为，编辑不该这样捉刀代笔，但我觉得，比起那些对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漫不经心的编辑来，海波的做法永远让人感激和感动。海波身上那种对工作的认真劲儿，对作者的热情劲儿，对文学的虔诚劲儿，上哪儿去找？就在我那样顶撞了他之后，他仍向我约稿，继续邀请我参加笔会，还让我去编辑部一边学习一边帮忙。当然，也继续“枪毙”我的稿子。他“枪毙”我稿子时从来不含含糊糊，总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有两回气得我发誓不再给他投稿了。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年我还是在《昆仑》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并且获得了“昆仑文学奖”。
如果说我后来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些成就的话，那是与海波分不开的；如果说我后来当编辑时，能够对作者有些热情和耐心的话，也都是海波做的好榜样。这绝不是套话。
如今，只要一想起最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光，我就会想起海波，想起《昆仑》，想起心高气傲的自己。只有当美好的人和事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怀想。
（作者：裘山山，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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