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在两年后将福岛核电站含氚的处理水排入海洋,并说明这是“出于现实性作出的判断”。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有保留地支持日本的决定。此举迅速引起全球的关注。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随之造成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熔毁事故,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为严重的核事故之一。事故虽然已过去十年,但收拾残局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为冷却堆芯温度,东京电力公司向核反应堆持续注入海水,因此产生了大量高辐射浓度的核污水。日本在这十年里不得不修建了1000多座储水设施用于存放源源不断的核辐射液体,每天产生的核污水从当初的500吨降到当前的140吨。预计到2022年,核污水将达到储水设施极限容量的137万吨。东京电力公司不愿意继续承担没完没了的治污支出,日本政府也无力继续垫付赔偿与治污的费用,由此有了上述处理水排入海洋的决定。
实际上,日本政府“作出判断”的现实性,本身就说明日本有能力、有技术、有条件更好地处理这些核污水。日本政府的专家会议讨论过五种处理方法(蒸发、电解、注入地层、水泥固化掩埋、排入大海),最安全的方式是电解并过滤核污水产生氢和氧,只是日本政府认为“太不经济”、投入太大,选择直接排入太平洋稀释是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为何日本明知向太平洋排入巨量的核污水将造成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却不进行必须投入以阻止污染扩散?这完全可以从日本环境公害治理的历史中窥视一二。
对近代日本的崛起过程,人们往往只关注其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忘却了日本曾经是令人谈之色变的“公害大国”。水俣病事件是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公害事件”之一。日本氮肥公司正是看中依山傍水、环境优美的水俣市才开设建厂,发展成为日本重化工业的龙头企业,其间它将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俣湾中。1956年,水俣湾附近的民众因长期食用水银剧毒的鱼,出现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破坏的“怪病”;1959年,科研人员确认是工厂废水产生的有机水银所致,但日本政府假装指导氮肥公司安装根本不过滤水银的净化设备、稀释污水后“达标排放”,又积极出面与渔民展开调停。
日本政府没有采取防污措施,甚至连信息也不公开,极力保护对国家经济发展居功至伟的重化工业企业,这导致了新潟第二水俣病事件的发生。源源不断出现的水俣病患者最终于1968年走上街头抗议,并将日本政府和氮肥公司告上法庭。但他们的维权之路十分艰难且漫长:1995年日本政府表态“解决”水俣病救助问题,到2010年才承诺切实履行救助,在如何认定水俣病上又百般推诿,制定了严苛的认定标准,结果只有13.3%的申请认定患者获得政府认定,远低于水俣病事件的实际患者数量。
目前,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核污水将会在释放前被稀释40倍,能够大大减轻核污水的浓度,而整个排污过程预计会持续3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是当年水俣病发生后,让氮肥公司稀释后排污的故伎重演?人们很难消除疑虑。此次的污水将不仅仅威胁日本民众,还会随着洋流弥漫至整个太平洋沿岸国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支撑,没有国际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考察组来评估此举对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的短中长期后果,不能排除公害重演的可能。
2022年近在眼前。中国社会显然不能置身于日本“福岛核污水入海”事件之外,而需要联合国际社会、环保组织、渔业组织、海洋组织等,积极组织人员调查福岛核电站污水处理情况并公开信息,做好向国际法庭起诉日本政府、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准备。民间组织可就日本核污水入海发表评估报告,以便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不受侵犯、保护子孙后代不受核污染威胁尽一分力量。
(作者:陈 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梅雪芹,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