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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4日 星期三

    对话批评:顾及“作品全篇”和“作者全人”

    作者:於可训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4日 14版)

        更多作家的手稿和信札问世,不仅能够深入揭示作家的创作特点和成就,而且有助于展示作品“全篇”和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图为上海徐汇艺术馆展出的巴金与冰心的手札。新华社记者 任珑摄

        编者按   

        文学评论的基本功能是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在逻辑与本质价值,以学术的方式探寻作品形象化描述背后的“话外之音”,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掂量出作品的斤两。一般来说,文学评论都是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出来。不过,既定的文学评论样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文学访谈录,即关于文学的专业性深入对话。所谓“对话批评”,也在一问一答中践行着文学评论的基本功能。这种批评方式有何特色?有哪些重要启示?我们借助两本新近出版的文学访谈录,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究。

        最近一个时期,周新民教授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热衷于与作家和批评家对话,这本新著《对话批评:诗·史·思之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出版),是他的对话批评的又一重要成果。对新著这样命名,表明他不但要探讨批评对象中的“诗”“史”“思”问题,而且还有意识地倡导和探索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文学批评一向很重视方法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了各家各派的批评方法,使文学批评方法的提倡,成一时之盛,甚至1985年被称为文学批评的“方法年”。这些批评方法,大多源于西方20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如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主义文论、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这些批评方法的引进,扩大了文学批评的观照视野,增加了文学批评的阐释维度,有利于文学作品意义空间的进一步敞开,促进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

        但是,这些新方法的运用,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持某种特定批评方法的批评家,往往只从该种批评方法所选定的角度进入批评对象,摄取与该种批评方法相适应的内容或形式进行阐释和评价,而忽略了其他。这种“单向度”的批评,也可能产生一种所谓“片面的深刻”的效果,但罔顾作品全篇和作者全人。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鲁迅说的这个原则,既是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应取的态度,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现在的学者都喜欢从西方语源学的意义上,去寻找文学批评的本义,说批评即判断。其实,中国古代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可能与批评的本义更为接近。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文学之所以要批评,目的是让文字所表达的心声和意旨,得到理解和回应。所以孟子在阐述了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原则之后,要说“是尚友也”。也就是说,“知人论世”的目的是“求其友声”。刘勰后来把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看作是寻求“知音”,也是这个意思。文学通过批评(包括鉴赏),沟通作者和读者(包括批评家)的心灵,从而作用于社会人群。这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也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

        在现行诸种文学批评方法中,我以为,周新民教授所践行的这种对话批评的方法,较能体现文学批评的上述原理和功能。在这本对话批评集中,作者对对话批评的主要对象和基本的观念与方法,都进行了重要探索,虽然不是见之于一种理论论述,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贯穿于他与作家和批评家的对话过程之中,读后颇受启发。

        对话批评,顾名思义,是参与批评活动的双方通过平等对话方式进行的一种文学批评。所谓平等对话,不仅仅是指对话双方人格身份的平等,更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学观念和对批评对象的看法。尤其是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差异和对立,更是对话批评的前提,也是对话批评得以展开的空间。在这个问题上,本书作者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刻意作难,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批评立场,以自己所持的文学观念和对批评对象独有的看法,与作家和批评家展开对话,这就保证了在这部对话批评集中,参与对话的双方,不但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而且话语的交集碰撞也充满张力。

        与别种方法的文学批评,是某一批评家独立进行的批评活动不同,对话批评具有双重的批评主体。就与作家的对话批评而言,参与对话的作家既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对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经历的自我评判者。这种自我评判,在一般情况下,是依靠作家的反思或内省来完成的,在对话批评中,则是作家将自省自察所得的经验和感受,包括阐释和评价,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与对话的发动者展开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一方面使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在对方那里求得确证,另一方面同时也接受对方的审察和评论,与对方展开交流和答问。在这种循环往复的交流问答过程中,扩大或加深对作品的阐释和评价。在本书中,作者不但以自己对作家作品的洞见,为不同对象确立了对话中心,深入揭示了作家的创作特点和成就,同时也顾及作品“全篇”和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把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经历和所处时代特点及历史文化传统,都纳入对话范畴,有效地贯彻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

        一般说来,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作家作品,也就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但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还应当包括文学批评和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批评家。与批评家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但有利于揭示特定对象文学批评的个性和特征,同时还有利于通过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深入地了解作家作品。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或称“反身批评”,如作家的创作反思一样,一般也是由批评家的反思或反省完成的,对话批评中引入批评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使特定对象这种内在的“自我批评”得以外化,并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话中,使文学批评获得更大的观照视野和理论自觉。这本书收入对话的批评家,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展示了对话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与这些批评家的对话中,作者对该批评家的身份背景、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文学批评经历和主要批评方法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质询和讨论,由此呈现了批评家的成就和个性,也揭示了与批评家的对话批评应涉及的主要问题和知识范畴。

        对话批评虽然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理论上还远未成熟。周新民教授两部对话批评论著先后出版,开创了对话批评的一个新格局。我期望在此基础上,作者能对其丰富的对话批评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提升,在对话批评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於可训,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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