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中华源流史，增强民族凝聚力

    【厦大师生共话爱国报国志】    

    作为百年厦大的一员，我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后深感自豪、特别激动。总书记对厦大的殷切期望中，特别强调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与我的学术研究相关，也正是我知识报国的毕生志向所在。

    我的研究方向是应用古人类DNA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遗传学等，跨学科探究人类史前历史。我们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中提取DNA，将古代人群和现代各个族群进行对比分析，跨越时空回溯人类的祖先、源流、发展历史。

    我的博士后研究是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的。在进行学术交流时，国外同行往往会问我：“中国在三千年前、五千年前是什么样的？”我通常会告诉他们，中国有非常光辉灿烂的历史，很多遗址，比如仰韶、大汶口等都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例证。

    “还有别的证据吗？曾生活在这些遗址里的古人和现代中国人是什么关系，西方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群有多大影响？”面对这样的追问，我一度给不出答案。

    这激励着我开展一系列研究，实证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2014年，我和同事严实博士对中国男性进行了大规模Y染色体测序，发现现今中国超过一半的男性都是5400年到6800年前三个超级祖先的后代，而中国北方全面转入农业阶段的时间也正好是6000~7000年前。后续研究证实，这三种男性Y染色体类型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广泛且高频分布，这三个支系奠定了东亚的父系遗传基础和人口基础。我们中国人不但有着文化传承，还有很好的遗传连续性。

    那么，现今各个族群如何形成，和史前人群有什么关系？我联合全球43个单位85位共同作者在顶尖学术期刊Nature上发表文章，通过对中国陕西、中国台湾、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等众多考古遗址的古人DNA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汉藏同源、壮侗和南岛同源，无论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农业人群都没有受到西方人群血统的影响。中国的史前农业人群是本土扩张的，与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是一致的。

    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人类史前历史研究能极大增加研究的精确性、说服力，帮我们真正走出“疑古时代”。我们在厦大组建了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生物学和地球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全方位多角度探索族群文化演变中的人群源流问题，更好地了解和保护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我会继续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专业研究，利用古人类DNA技术实证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让国际社会真正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马跃华、陈之殷、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