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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给您写这封信，但迟迟无法动笔。每每面对电脑刚打出‘爸爸’两字，眼泪便涌出眼眶，止不住地流。”
拿出春节前写给父亲彭荆风的信，彭鸽子有些恍惚。那些与父亲共同经历的困顿时刻、那些陪伴父亲写作的日子，如潮汐般重新涌现在脑海。
清明已至，郊外梨花盛开。“白色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啊！”每到这个季节，彭鸽子都会想起父亲彭荆风写的《驿路梨花》。这篇小说1977年底首发于《光明日报》，后被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从此彭荆风也像梨花一样在人们心中绚烂绽放。
芳菲依旧，物是人非。转眼间，父亲已离开两年多了。“爸爸，我想你。”彭鸽子在信中写道。她把无尽的思念倾注笔端，希冀用信的形式连通此岸与彼岸。
1、“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
在彭鸽子眼中，父亲是一个时刻与时间赛跑的人。
20世纪50年代，彭荆风就以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电影《芦笙恋歌》据此改编）、电影剧本《边寨烽火》等享誉文坛，成为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80年代以来，彭荆风先后出版文学作品达30部之多。
彭荆风每天都有写作计划。他的书房里有张桌子，两米多长，两米多宽，上面满满地摆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作品。有时上午写长篇小说，下午又打磨报告文学；今天写散文随笔，明天又开始写短篇小说。只要是文学创作，他都会意气风发，不知疲倦。
“父亲除了必要的写作采风，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每天都是一头扎进书房写作。他有心脏病，害怕哪天突然不行了，就再也不能写了，所以要把时间抢回来。”彭鸽子认为父亲就是一个长跑运动员，一直跑到生命最后的时刻。
“我这一辈子好像没有其他娱乐，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写作。”彭荆风生前打趣说，当年担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时，工作很忙，他就早上6点起床写两个小时再去上班。
军旅作家徐怀中与彭荆风是原昆明军区文化部创作室的战友，始终关注对方的写作情况。徐怀中在追忆时感慨：“早年他被迫耽误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已是年近半百，人生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他挥手之间，摆脱了内心的累累伤痕，急于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要去采撷边疆社会进步的诗情画意。”
由于不懂电脑，彭荆风写作时，都是先写好草稿，由彭鸽子打字录入电脑，然后再打印成册，由彭荆风修改。这样来回反复，效率很低。80岁时，彭荆风学会了五笔输入法，可以自己录入一些短篇文章。
到了晚年，彭荆风写作日程依旧排得很满。写完一篇，稍事休息，读书思考，再接着写第二篇、第三篇……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还写完了4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太阳升起》、长篇散文《初进佤山》、文学自传《文学70年》和自传《彭荆风》。
“为什么这么执着，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文学延长了我的生命，让我常青，我觉得很快乐充实。”这是彭荆风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历程的注解。
2、创作的真谛是什么，他的回答必定是“生活，还是生活”
如果要问彭荆风“创作的真谛是什么”，他的回答必定是“生活，还是生活”。
20世纪50年代初，彭荆风在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待了一年多时间，彭荆风觉得这里没有生活，写的作品也是听来的。思来想去，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
彭荆风经常随同部队活动于班同、图地、打洛、班帅等拉祜族、佤族村寨。部队在佤山的一些大部落分驻了民族工作组后，他又成了联络员。多数时间，他一个人背着一支卡宾枪、四枚手榴弹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行走。
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滇东北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记录了他内心深深的震撼和无尽的遐想。高天流云，浓雾飞瀑，连同各民族质朴的语言与歌声，古老而又富于神秘色彩的多种民风习俗，全部注入他的文章中。汪曾祺先生还专门题赠一副对联给他：“心情同五柳，足迹遍三迤”。
“有这样的深入生活条件，对我的写作深有帮助。这也是后来的一些作家临时去佤山采访，所不能比拟的。我也从中感悟到，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作家不仅要积极投入，还要在工作中加强了解，用心思考，才能够比一般的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特异之处。”彭荆风在文章中写道。
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原本是讲佤族故事的。但当时佤族还未定界，文艺作品不好呈现。与他合作的林予建议，把剧本的故事改成景颇族。
换了民族，剧本又要推翻重来。有人就说，按照原来的故事框架和思路，把民族改下就行。彭荆风坚决不答应：“既然写景颇族，就要把景颇族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就这样，主创团队深入到景颇族居住区，详细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影片的剧本。
“创作是个长期的意志磨炼过程，唯一能支持你自己走到底的不是虚名，也不是身份地位，是别人没有而你独有的生活。”彭荆风常常以此来劝诫学生，也警醒自己。
3、“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
彭荆风一直有个念想，把云南和西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写出来。
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一百万敌人的战争。他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逝去英雄的悲壮。不过，他认为这场战争应该由级别更高的老同志来写，像冯牧，曾是新华社十三支社社长。
这些年来，很多老同志相继老去，彭荆风等着干着急，最后决定自己来写，而当时他已是71岁高龄。
彭荆风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重走作品中所涉及的战地。他一次次重返，又一次次出发，细致地采访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他经常说，“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战争容不得虚构。”
随着写作渐次铺展，他发现这项工程如此浩大，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书里涉及620个人物。为了让每一个情节、事件都有出处，又能描写生动，他都要去核实，不厌其烦地查询修改。彭鸽子当时不解，为什么一部作品要写那么多人物？
彭荆风告诉她，那场战役中，牺牲了很多战士，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未成家。如果我不把他们写出来，谁还会记得他们。我想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寄托对他们的哀思，这对他们的后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
历时12年，《解放大西南》终于问世。在创作过程中，他十易其稿，仅手稿就重达27公斤。彭鸽子告诉记者，其实比十稿还要多，每次都是整书修改。
2010年，这部著作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词如此评价：“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全景式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壮阔图景，将战争融入民族史、军事史、情感史去抒写，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显得十分可贵。”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看过作品后感慨：“感谢彭老把解放大西南的历程艺术而又忠实地记录下来，弥补了战争年代里信息缺失的遗憾。这对后来人回顾并记住那段恢宏的历史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现在，作品已经放在了我们的眼前，打动着我们的心灵，激荡着我们的血液。”
2018年夏天，彭荆风永远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文学生命依然在延续。他留下很多未发表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彭鸽子正在加快整理出版。“希望后人能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时时感受到一个梨花盛开的季节。”彭鸽子说。
（本报记者 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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