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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星期一

    遣唐日本留学生与海上唐诗之路

    作者:卢盛江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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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诗路,在海上唐诗之路中占有重要位置。隋唐之前,主要是移民给日本带去中国文化。到隋唐,则主要是日本派使前来,如自7世纪初始,日本4次正式派遣隋使。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宽平六年(894)二百多年间,共派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与遣唐使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为中日海上唐诗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作表列举姓名,留唐学生149名,大部分是学问僧。其实,使团其他成员,包括遣唐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大使之上的执节使或押使,以及随行的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卜筮者)、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也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如押使多治比县就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唐医师兼医请益菅原梶入唐钻研医术。经史、佛教、医术、天文、军事、音乐,使团成员来唐几乎无所不学,当然也有文学交流。他们是整体地学唐,将唐诗之路扩展为综合的文化之路。就留唐学生和学问僧而言,著名的有空海、最澄、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惠运、宗睿等“入唐八家”,此外还有圆载、阿倍仲麻吕即晁衡(或称朝衡)、吉备真备、橘逸势、菅原梶成等。从这些人的行迹,也可以窥见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面貌。

        来往路线,唐以前主要通过朝鲜半岛。遣唐使则乘船从海上,由日本难波的三津浦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由此前往中国,八世纪之前,主要走北路,由大津浦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渤海湾口,抵山东半岛登州一带。701年以后,则多走南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唐诗之路”,而海上有数不尽的艰难凶险,特别是南行海路。夏日曝晒自不必说,遇风暴常要漂流数月,沿途还有海盗,遇难而死是常有之事。

        吉备真备于734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回国,途遇风暴,船队失散。一条船失踪,两条船第二年第三年才辗转回日,还有一条船漂泊到昆仑国(今越南),一百多名船员,或被当地贼寇所杀,或染病而死,只有4人脱险。晁衡回国,也因遇风暴船破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全船180多人被当地贼寇袭杀后,所剩也不过10余人,以至好友李白误以为晁衡已遇难。804年,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忘身衔命,冒死入海”,“暴雨穿帆,戕风折舵”,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始至福州。同行最澄的另一船,经历50多天海上险难,漂流到明州。第十八次遣唐使于837年启航,四舶651人,启航后遭遇风暴,第三舶140人仅20余人生还,其余只好返港,次年再次出海,又遇逆风,返港后再次出发,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中国。有人统计,派出的遣唐使船,有四分之一遇风浪而沉于海底。不少人因此借故躲避出行,而留学僧、留学生却是积极争取入唐。空海是上书自请入唐。圆珍未能随从遣唐使,则来回均乘商船渡海。

        日本朝廷对遣唐人员发[~符号~]、绵、布等作为入唐费用。留唐期间,外国来宾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费招待。《唐会要》记载对外国学生“衣粮准例支给”。《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僧荣睿等蕃僧,“入朝学问,每年赐绢廿五匹,四季给时服”。各地方有时还有破例优待,学问僧在途,有时也能得到布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问僧朝拜圣迹,寻师问道,游走各地,有时也很窘困。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和圆珍《行历抄》这两部留唐日记,留下不少这样的实例。有时“主人极悭——乞一盘菜,再三而方与”,“一撮盐,一匙酱酢,非钱不与”,“不许客宿”,且“再三嗔骂”。一行四人的行李,雇人挑,雇驴驮,一天行二十里,三驴每天得付150文。渡河每人5文,驴每头15文。他们也要担心衣食无着。为取得通关文件,要“托有力人用物会计”。住店要付房租,住寺得助缘香火钱,办事托人要通关,巡礼需要旅费,从师要出学费,收罗资料,也须费钱。空海代笔的《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说橘逸势在唐“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这种情形,在当时应该不是个例。

        但他们依然遍访名寺。长安各名寺之外,最澄、圆载、圆珍到天台,灵仙、圆仁到五台,普照、荣睿、玄朗、玄法等人到扬州,还有越州。入坛灌顶,研习经论,接受禅法佛法;求取内外书,除求赠外,也省吃俭用购买。《旧唐书》就说他们“所得锡赉,尽市文籍”。他们还大量雇人抄写,自己抄写。空海《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自述“衣钵竭尽,不能雇人,忘食寝劳书写”。《与本国使请共归启》也说他“忘飡耽读,假寐书写”。2004年10月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铭,记述这个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八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不是个例。他们带回大量佛经和文学经籍。空海携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诗集和诗文作法类书,回日本后因此编成《文镜秘府论》。和唐文人交往,空海不论在福州还是在长安、越州,都有文学活动,在越州,有朱千乘等人赠诗。最澄回日本,台州吴[~符号~]等九人赋诗相送。栖白、皮日休、陆龟蒙、颜萱与圆仁、圆载都有赠诗。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包佶、赵骅等诗人的交往更为密切。

        这和唐本土文人的诗路之游不同。要在有限的留唐时间里,完成求学求法的使命,日本遣唐留学生、学问僧没有从容潇洒的名山漫游,没有闲逸宁静的隐逸之游,当然,也没有宦游和贬谪之游。这是一条在风浪里艰难搏击之路,在窘境中强学不倦之路。

        这些留学生、留学僧,都是经选择的优秀人才。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中等贵族。空海外舅的品级是二千石,圆珍是空海俗甥,吉备真备其父是右卫士少尉,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其父是中务少辅船守,大和长冈其父是刑部少辅从五位上,橘逸势其父是右中井从四位下。出身贵族,使他们从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而位止中等,又使他们希望留唐学习,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当然,他们也都希望传入中国文化,改变日本的现状。

        这就可以看唐代诗人和他们的交往诗作。李白以为晁衡海上落难已死,写下《哭晁卿衡》,“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自是一往情深。其他诗人如昙靖、郑壬送空海诗,“万里洪涛白”“鲸波涉巨津”,王维送晁衡诗,“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徐凝送日本使诗,“鲸波腾水府”,实是表达对他们海上险难的深切担忧。而王维诗写“归帆但信风”,包佶诗写“锦帆乘风转”,实是对他们旅途平安的真诚祝愿。许兰送最澄,写“德重意唯坚”,是对日本留学生求学求法坚毅品格的高度赞扬。而空海《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想想旅途的艰辛,遥隔大海,不难体会作者离别不舍的深沉情思。晁衡《衔命还国作》,一边写“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一边写“西望怀恩日”,既思恋故园,又不舍唐土,正是在唐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

        也可以看他们留下的遣唐纪录文字,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圆珍《行历抄》《在唐目录》及《圆珍传》。一方面,是“殷勤安存”,“甚与安存,犹如父母”,“宛如骨肉”,“视如兄弟”,感受到唐人的周到和热情,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记下一路“蚊虻甚多,辛苦罔极”,“入夜雨下,辛苦尤剧”。圆仁开成三年(838)泰州往扬州途中,八月八日“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十七日“病者金成死亡”,二十一日水手“在掘港镇死去”,开成四年(839)密州到登州途中,四月十三日水手一人病死,“裹之以席,推落海里”,十五日又一水手“病苦未去,落却海里”,二十二日又一人死去,“移置岛里”,五月二日一水手临死,缠裹其身,载艇送弃山里,送人回来说:“弃着岸上,病人未死,乞饭水,语云:‘我病若愈,寻村里去。’”二十二日,得到这个水手终于死去的消息。面对艰难和死亡,圆仁一行仍不停前行。从这些客观的记述中,不难体会出出身中层的日本优秀学子们为求学求法坚毅前行的心理。

        这些遣唐日本留学生、留学僧,把唐诗之路延伸到日本,空海、最澄、圆珍等开创了他们的文化事业,也留下了比叡山、高野山等日本唐诗之路的名山胜迹。唐诗之路在日本怎样延伸发展?通行于中日海上唐诗之路的,还有鉴真等中国高僧和其他文人,他们的情况如何?这都需要另外的文章来研究。

        (作者:卢盛江,系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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