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键时刻“喊一嗓子”

    【专家笔谈】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举国欢腾，大家感到又一次解放了。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就要开始了，中国历史发展要出现重大转变，就着重从政治上、理论上积极参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在学校、省里的大会上发言，也写文章，批判“四人帮”。后来我就想，批判“四人帮”要抓住根本性的东西，以推动拨乱反正。

    就在这个时候，具体来说就是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提出“两个凡是”。问题变得复杂了。“两个凡是”本质上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的国家要么坚持“文革”的那一套，这意味着中国人的日子肯定过不好的；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重新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可以说，党、国家、民族处于十字路口。我是一个党员，还是一个理论工作者，要尽自己的力量，争取第二种前途。大致是在1977年3月初，我找到了拨乱反正的关键，那就是批判“两个凡是”。

    如何批判和否定“两个凡是”？在当时这个事还不好办，直接冲上去是不行的。这就要讲究策略。我想，既然“两个凡是”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呢？虽然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说法，但是“破”并不等于“立”，“破”了也未必就能“立”。而没有“立”，“破”也“破”不成。这就是说，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科学论断，让人们眼前一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

    剖析“两个凡是”的本质，发现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我找到两条路径，一是宣传“实践论”，一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我选择了后边这个。因为“实践论”这个题目太大了，内容广泛，一篇文章容纳不下，可能淹没实践标准，冲淡主题，磨掉文章的锋芒。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直接杠上了，针对性强，而且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懈可击。

    大概是在1977年7月初，我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主题，来写一篇文章。我重读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还有《实践论》。真理的实践标准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作结论；二是实践标准的辩证法，即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是否定“两个凡是”，要集中火力，因而重点论述前一方面，对于后一方面点到为止就行了，以防止片面性。理论联系实际也是一个重要原则，必须提一下，但不展开，一切都围绕着文章的中心来写，不能冲淡了主题。

    为了让这篇文章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我着重强调了这么几层意思：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以证实、修正、发展自己理论的典范；二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在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在组织材料时，主要论点、论据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完整、准确，这是当时写文章的一个通行方法。

    文章写好后，在9月初寄给了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我们是在南京的一个会上认识的，他跟我约稿，并没有出题目，我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他了。后来这篇文章经过多位同志的反复修改、打磨，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胡耀邦同志审定后，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创造，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高校的每个哲学教员都知道的。我不过是抓住了一种重要的时间节点，担负起作为一个党员、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就是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喊一嗓子”。

    我今年86岁了，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现在，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祖国大地绿水青山。我感到很高兴，希望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有力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

    （作者：胡福明，本报记者苏雁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