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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光明、厌离黑暗是人类文化的自觉。《周易·系辞》云包牺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仓颉造字的传说，张彦远谓其“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论》）。八卦可以通达神妙光明的德行，文字如同黑夜中的火炬，均是类归万物、认识自然的工具。《周易·离·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卦象日，日能化育万物，先知先觉者则法天行化，布德广远，促成天下文明昌盛。以自然的光明象征社会的文明，反映的是自然的人化进程，体现出旁通发挥、引譬连类的思维特点。钟嵘《诗品·序》云：“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之比兴可通于《易》之比象，同样具有抉隐烛幽、妙通万象的意义。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光明”相类的意象可谓层见叠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宗国危亡之际，屈原正道直行，深思高举，不见容于昏主庸臣，不与黑暗丑恶势力相妥协，终以清白之身自沉汨罗，远离了尘世的混浊和污秽。“日月”之喻高朗光明的意义，是对屈原志行的极力肯定。明清易代之际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也说：“若夫荡情约志，浏漓曲折，光焰瑰玮，赋心灵警，不在一宫一羽之间，为词赋之祖，万年不祧。汉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谓奔逸绝尘，瞠乎皆后者矣。”和屈原一样，王夫之生于楚地，也经历了故国的沦亡，皆有光明兀硉的气节，因而对“千古独绝之忠”和“沉江自矢”的抉择有着旷世同情，故以“光焰瑰玮”来称誉《离骚》在辞赋史上的地位。这一称誉既关乎屈原高洁的志行，也涉及《离骚》瑰丽的风格，且有意区别于汉人那些自叹不遇、无病呻吟的拟作。《离骚》有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所以其“光明”的特质，实际上是诗人“内美”和“修能”在不幸际遇中的迸发与展现。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内在超越性，文论亦复如是，“光明”之喻往往指向内心世界。《庄子·人间世》曰：“瞻彼阕者，虚室生白。”《荀子·解蔽》曰：“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不扰于万物的纷纭，保持安定宁静，本心才能生发真正的光明，万物也随之顺化，这当然是圣人的境界。陆机《文赋》云作文之始“皆收视返听”，即“断向外之视听，令其收反内向”（唐大圆《文赋注》），再进一步则“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心情如晨光之曈昽，渐次鲜明，其心中所想事物，亦渐次昭晰，而进入明彻”（唐大圆《文赋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心体至虚至静时，被时空幽阻的物象被照亮，无数妙境宛然现于目前，这正是杰出的作品产生的内在原因。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透彻玲珑”是光明莹澈的诗境，其生发的前提是“惟在兴趣”“无迹可求”，即纯任自然感发，不假丝毫勉强。诗境是心境的外化，心体若有空之无碍、相之不滞、水之清澈、镜之明亮，则能应物现形，明照众象，获遇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胜境界。王夫之《古诗评选》亦云：“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在流动充溢的天地造化中，“自然之华”是生生不已的，随目之所及，情与之合，思与之偕，得乎心而应乎手，便可创造“华奕照耀”的诗篇。正如明末憨山德清所言：“一心清净，光明映发。”（《示优婆塞王伯选》）诗人的内在涵养，相当于禅家“除无明去执着”的修行功夫，其心灵既要有纯净而专注的光芒，也须具备随缘应物的敏慧，从而超越功利的束缚，打破言筌的拘执，开显广远而微至的诗意世界。
若不局限于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阅其全帙甚至总览文学史，可以说诗品与人品大多是相称的。袁黄《骚坛漫语》云：“若心地光明，无丝毫尘垢，如陶靖节，不曾刻意雕琢，直写其胸中之趣，自然出尘。人品高道，有凰凰翔于千仞意象，则其出词吐气，定自不凡。”叶燮《原诗》亦云：“诗是心声……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昆弟’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作品，皆造就于其光明洒落的胸襟，所以才具有感发、照亮天下后世人心的长久生命力。而且，杰出的诗人总是特立独行，不会沾染文坛是此非彼、虚浮喧嚣的习气。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明代诗坛时而宗古时而趋新，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现象十分普遍，王夫之认为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钟惺、谭元春等人建立门庭，“自缚缚人”，与“昭代风雅”无缘，却大力推举刘基、高启、汤显祖、徐渭等人，缘其不为风会迁移，不立门户不入宗派，“各擅胜场，沉酣自得”，但取得了“光焰熊熊”的非凡成就。显而易见，诗人的艺术造诣与儒家治心养气的功夫也是相通的。王夫之《示子侄》云：“习气熏人，不醪而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其《示侄我文·又》云：“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羲皇怀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万年不改其光辉。民动如烟，我静如镜。”若具备“民动如烟，我静如镜”的定力，不落名利窠臼，摆脱见闻习气，则呈露蔼然如春阳的仁性，心体之灵明可以洞穿古今的隔阂，贯通幽明的界限，皇皇达于四方，感而遂通天地。
“光明”与“黑暗”是相对的，但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乐记》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周易·系辞》云：“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与之相参证，可知《乐记》的说法可视为对《离》（☲）卦义理的发挥，“情深”“和顺积中”与《离》之阴爻相应，“文明”“英华发外”与《离》之阳爻相应。也就是说，“文明”的前提是“情深”，“英华发外”的基础是“和顺积中”。王夫之《周易大象解·离》云：“有‘用晦’者，有‘继明’者。‘用晦’以养气体，‘继明’以大其用，不偏废也。”同理，光明莹澈的诗境背后，必定潜藏着作者“用晦”的功夫。《文心雕龙·神思》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的明畅，关键取决于创作之前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培养过程，这些似乎因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冥冥，却因作者心灵“独照”的光芒，体现在当下的创作之中。不特创作如此，鉴赏概莫能外，《文心雕龙·知音》又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其中“圆”指圆满无缺，“照”指洞照内外，“博观”当然属于专默精诚之功。诚如《荀子·劝学》所云：“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而，“光明”只有辩证地包含了反面的因素，才具有超越的、圆融的、通彻的意义。
（作者：陈勇，系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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