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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2日 星期一

    “光明”之喻:古代文论中的修身内涵

    作者:陈勇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2日 13版)

        向往光明、厌离黑暗是人类文化的自觉。《周易·系辞》云包牺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仓颉造字的传说,张彦远谓其“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论》)。八卦可以通达神妙光明的德行,文字如同黑夜中的火炬,均是类归万物、认识自然的工具。《周易·离·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卦象日,日能化育万物,先知先觉者则法天行化,布德广远,促成天下文明昌盛。以自然的光明象征社会的文明,反映的是自然的人化进程,体现出旁通发挥、引譬连类的思维特点。钟嵘《诗品·序》云:“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之比兴可通于《易》之比象,同样具有抉隐烛幽、妙通万象的意义。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光明”相类的意象可谓层见叠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宗国危亡之际,屈原正道直行,深思高举,不见容于昏主庸臣,不与黑暗丑恶势力相妥协,终以清白之身自沉汨罗,远离了尘世的混浊和污秽。“日月”之喻高朗光明的意义,是对屈原志行的极力肯定。明清易代之际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也说:“若夫荡情约志,浏漓曲折,光焰瑰玮,赋心灵警,不在一宫一羽之间,为词赋之祖,万年不祧。汉人求肖而愈乖,是所谓奔逸绝尘,瞠乎皆后者矣。”和屈原一样,王夫之生于楚地,也经历了故国的沦亡,皆有光明兀硉的气节,因而对“千古独绝之忠”和“沉江自矢”的抉择有着旷世同情,故以“光焰瑰玮”来称誉《离骚》在辞赋史上的地位。这一称誉既关乎屈原高洁的志行,也涉及《离骚》瑰丽的风格,且有意区别于汉人那些自叹不遇、无病呻吟的拟作。《离骚》有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所以其“光明”的特质,实际上是诗人“内美”和“修能”在不幸际遇中的迸发与展现。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内在超越性,文论亦复如是,“光明”之喻往往指向内心世界。《庄子·人间世》曰:“瞻彼阕者,虚室生白。”《荀子·解蔽》曰:“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不扰于万物的纷纭,保持安定宁静,本心才能生发真正的光明,万物也随之顺化,这当然是圣人的境界。陆机《文赋》云作文之始“皆收视返听”,即“断向外之视听,令其收反内向”(唐大圆《文赋注》),再进一步则“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心情如晨光之曈昽,渐次鲜明,其心中所想事物,亦渐次昭晰,而进入明彻”(唐大圆《文赋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心体至虚至静时,被时空幽阻的物象被照亮,无数妙境宛然现于目前,这正是杰出的作品产生的内在原因。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透彻玲珑”是光明莹澈的诗境,其生发的前提是“惟在兴趣”“无迹可求”,即纯任自然感发,不假丝毫勉强。诗境是心境的外化,心体若有空之无碍、相之不滞、水之清澈、镜之明亮,则能应物现形,明照众象,获遇可望而不可即的殊胜境界。王夫之《古诗评选》亦云:“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因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在流动充溢的天地造化中,“自然之华”是生生不已的,随目之所及,情与之合,思与之偕,得乎心而应乎手,便可创造“华奕照耀”的诗篇。正如明末憨山德清所言:“一心清净,光明映发。”(《示优婆塞王伯选》)诗人的内在涵养,相当于禅家“除无明去执着”的修行功夫,其心灵既要有纯净而专注的光芒,也须具备随缘应物的敏慧,从而超越功利的束缚,打破言筌的拘执,开显广远而微至的诗意世界。

        若不局限于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阅其全帙甚至总览文学史,可以说诗品与人品大多是相称的。袁黄《骚坛漫语》云:“若心地光明,无丝毫尘垢,如陶靖节,不曾刻意雕琢,直写其胸中之趣,自然出尘。人品高道,有凰凰翔于千仞意象,则其出词吐气,定自不凡。”叶燮《原诗》亦云:“诗是心声……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昆弟’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作品,皆造就于其光明洒落的胸襟,所以才具有感发、照亮天下后世人心的长久生命力。而且,杰出的诗人总是特立独行,不会沾染文坛是此非彼、虚浮喧嚣的习气。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明代诗坛时而宗古时而趋新,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现象十分普遍,王夫之认为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钟惺、谭元春等人建立门庭,“自缚缚人”,与“昭代风雅”无缘,却大力推举刘基、高启、汤显祖、徐渭等人,缘其不为风会迁移,不立门户不入宗派,“各擅胜场,沉酣自得”,但取得了“光焰熊熊”的非凡成就。显而易见,诗人的艺术造诣与儒家治心养气的功夫也是相通的。王夫之《示子侄》云:“习气熏人,不醪而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其《示侄我文·又》云:“世何有今古?此心一定,羲皇怀葛,凝目即在。明珠良玉,万年不改其光辉。民动如烟,我静如镜。”若具备“民动如烟,我静如镜”的定力,不落名利窠臼,摆脱见闻习气,则呈露蔼然如春阳的仁性,心体之灵明可以洞穿古今的隔阂,贯通幽明的界限,皇皇达于四方,感而遂通天地。

        “光明”与“黑暗”是相对的,但并不是完全隔绝的。《乐记》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周易·系辞》云:“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与之相参证,可知《乐记》的说法可视为对《离》(☲)卦义理的发挥,“情深”“和顺积中”与《离》之阴爻相应,“文明”“英华发外”与《离》之阳爻相应。也就是说,“文明”的前提是“情深”,“英华发外”的基础是“和顺积中”。王夫之《周易大象解·离》云:“有‘用晦’者,有‘继明’者。‘用晦’以养气体,‘继明’以大其用,不偏废也。”同理,光明莹澈的诗境背后,必定潜藏着作者“用晦”的功夫。《文心雕龙·神思》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思”的明畅,关键取决于创作之前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培养过程,这些似乎因时间的流逝而归于冥冥,却因作者心灵“独照”的光芒,体现在当下的创作之中。不特创作如此,鉴赏概莫能外,《文心雕龙·知音》又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其中“圆”指圆满无缺,“照”指洞照内外,“博观”当然属于专默精诚之功。诚如《荀子·劝学》所云:“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故而,“光明”只有辩证地包含了反面的因素,才具有超越的、圆融的、通彻的意义。

        (作者:陈勇,系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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