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从体量上看，《马藏》堪称巨著。目前业已结集出版的卷册，有550万字。”顾海良摸了摸手中绛红色的书封，感慨地告诉记者。
顾海良是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马藏》主编，也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和首席专家，他所负责的这一超级学术工程，牵动着中央关切。
近日，《马藏》最新成果——第一部6-8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风起于青萍之末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路标”。那么，在这个“历史路标”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怎样的态势？它是怎样从思想的小溪，成为时代的潮流？
《马藏》第一部6-8卷，要探索和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6至8卷收录了1903—1904年间在中国出版的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译著和著作11册，主要包括：第6卷的《世界之大问题》《社会主义概评》《群义衡论》和《无政府主义》；第7卷的《世界三怪物》《进化要论》《社会问题》和《自由血》；第8卷的《新社会》《极乐世界》和《新大陆游记》。其中有多卷，是首次经学界整理，梳理其原典和传播路径，意义重大深远。
“第6卷前三部，是日文版《社会主义概评》在中国出版的3个不同译本，原著是系统介绍欧美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和政党发展状况的著述。《进化要论》，是一部较早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进化论著作，将社会主义视为欧洲政治进化的成果。《无政府主义》和《自由血》，是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专著。《世界三怪物》，以往学界鲜有提及，它介绍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世界所面临的金权政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大‘怪物’的威胁。”顾海良一一向记者介绍。
“马克思主义裹挟在社会主义、进化论、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潮里，一起混沌地进入国门，是我们梳理这些文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顾海良分析。
“在中国的原生文化土壤中，并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社，是指土地之神或祭祀场所，会，是指集合。因此，提到社会时，一般是指祭祀与集会。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受严复译介斯宾塞学说的影响，将社会学翻译成群学，因此就有了《社会主义概评》的中文译本《群义衡论》。群，是选自荀子的观点。群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所要履行的义务。”《马藏》第6卷里《群义衡论》一书的编者、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韦磊告诉记者。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引介社会主义思想，有译者的独到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顾海良评价。
“就像风起于青萍之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马藏》这几卷要做的，是在20世纪初席卷而来、进入国门的各种思潮中寻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曙光。”顾海良说。
饱含爱国爱民之心
《马藏》第一部6-8卷颇为吸引人之处，在于收录了梁启超1903年赴美考察后撰写的《新大陆游记》。
《新大陆游记》一改传统游记的文风，专记北美政治制度渊源、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北美华侨的生活情形。书中专论托拉斯的内容，附录中提及的罢工运动，也与社会主义相关。
“梁启超虽然并不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但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他是抱着向各国寻求救国之道的目的，向国内引介社会主义学说的。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是我们在梳理《马藏》文献时的又一个重要发现。”顾海良谈道。
不独梁启超，记者在阅读《马藏》时，很容易读出其中饱含的拳拳之心。
如“夫政府者全部人民之代表也……而偏以一二人之鞭箠叱咤而驱之，小则养成人民之奴性，大则感召国家之惨祸……社会主义者，诸改革说中之最新者也”。
再如“社会主义之目的”，在“救治贫富悬隔之弊，广恰幸福于斯人”。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有深刻的思想渊源的。百余年前，国门被炮火打开，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看见国家备受欺凌、人民生活困苦，于是抱着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开启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历程。难得的是，这个初心，一百年来也没有变过。”正在参与《马藏》第四部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类文献研究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晓强告诉记者。
经过《马藏》的梳理与研究，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信念，有了更为坚实的依据。
为了搜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文献的最初版本，《马藏》团队不时要飞赴海外。《马藏》第一部第7卷《进化要论》录入所依据的底本，就是来自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宝藤文库”馆藏的微缩胶卷。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程阶段，清末中国留日学人是译介和撰著的主要群体，但有些原始文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文献机构已难找到。我们寻找《进化要论》等文献，是2018年暑假。坐在飞机上看脚下的茫茫大海，仿佛能体会百年前先辈们海纳各种学说、寻求救国之道的心情。”《马藏》副主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代尧说。
汇聚成时代的潮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藏》的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它不局限于文献汇编，而是致力于通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做系统探索，进而研究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逻辑。
然而，要在已经远去的历史和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厘清一种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路径，并非易事。
“《马藏》收录的每一篇文献，都要仔细追溯原典，分析文本引介、流变与传播的过程。这个编纂过程，比想象中难度要大。”同样在参与《马藏》第四部编纂的学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俭向记者坦言。
“以《进化要论》为例，除了要通览原书内容，分析书中核心观点外，还要搜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评价，梳理媒体推介、丛刊收录、学界讨论情况。所列的15种西文参考文献，也要一一进行作者身份、立场、思想与社会语境的核查和挖掘。经文献梳理发现，著作的思想来源有近代生物学进化论、社会关系进化论、产业进化论，近代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还有欧洲帝国主义研究和宪法比较研究，可谓海纳百川。做这样的梳理，对《马藏》编纂者的学术准备甚至外语运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王倩谈道。好在她所受过的学术训练，使她能用德文、意大利文、拉丁语以及日文，进行扎实的文献溯源。
在《马藏》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前，编纂团队曾对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国的传播数量和传播区域进行过一次普查。
“刚开始是零星的，1917年前一共有著作40余部和一些报刊文章。1927年前后，一年出版的著作就达到了百部，报刊文章更多，呈现潮涌势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不胜枚举，我们只能通过目录的方式予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终于成为思想的大海。”顾海良介绍。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时，曾敏锐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
诚如斯言。《马藏》是佐证。编好《马藏》，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之基，也是新时代赋予学者们的新要求。
（本报记者 韩寒 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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