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是我第一篇入选中学课本的文章,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初中三年级上册。岁月忽忽,不觉已过几十年,当年读书的孩子现在也该有50多岁了。
凡成故事都是巧合。1982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百废俱兴,各业复苏,教材也在重新编写。当时我在《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任上。北京的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个《图苑》杂志,就请报社帮忙通过驻各地记者约一些关于风景名胜的稿子。我按约写了这篇《晋祠》。因为对它太熟了,并没有费多大的劲。记得是春节,正月初一上午领着孩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给邻居们拜年,然后回到家里,大约两个小时就写完稿子,誊清后寄走了。但是,《图苑》终究没能创办成,又把稿子退回报社文艺部。报社说我们也有副刊,就在本报发吧,4月12日见报,当年就出现在课本里。如果发到那个新办的杂志上,可能不会引起编书人的注意。《光明日报》真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我前后有9篇文章入选主流教材,其中4篇来自《光明日报》。
因为上了课本,我被误以为是个老人。其实那一年我才36岁。两年后我考上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班,同班有一位县长,假期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这篇课文,就说:“好好学,作者是我同学。”没想到儿子仰起头看了他足有好几秒钟,突然说:“这个人早死了吧?”的确,课本里古人、已去世的人太多。偶收到读者来信,我也常被称“老先生”。
后来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再没有像写《晋祠》那样轻松。一篇文章,有时要写几年、十几年。现在想来,是因为我对晋祠太熟悉。我的小学、中学阶段是在太原度过的,那时学校组织春游首选晋祠,已记不清去过多少次。在一个少年眼中,周柏、唐槐这些苍老的大树,穿越千年留存下来的宫殿、木雕、泥塑、铁人等文物,有一种悠远、神秘、瑰丽的感觉。另外,走出四壁合围的教室,吹一吹田野的春风,心情豁然开朗。我现在还记得,春游归来的人们自行车上都插一束山花,车铃叮当,宛如一条花的河流,这就是文中的那句:“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还有那光着头捧钵接水的小和尚、深水下根根可见的水草,永生难忘。历史的浑厚加春风的和煦,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抓挠着一个少年的心,悄悄地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有一种观点,说一个人在四岁以前吃的什么,就决定了他的味蕾,一生都忘不了这种味道。所以人总是怀念童年的饭食。精神之餐也是这样,孩童时期的美育教育特别重要。听说现在为了安全,学校早已不组织学生春游了,这实在是一大损失。晋祠,我后来还是常去,有一次是帮助收割稻子,住在农民家里。晋祠的水好,产莲藕,大米也好,为历代的贡米。在地里干完活回来饿极,两脚污泥,先吃一包荷叶饭,畅快无比。我结婚后和妻子的第一次出游,也是蹬着自行车去逛晋祠。后来省里的“五七干校”办在邻县,每周回城一次都要路过晋祠。可以说,晋祠已溶化在我的血液里。
那次能很快交稿,还有一个原因是写作的心态放松。如果当时知道是在给教科书投稿,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艺术,包括写作艺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最好的发挥:一是纯自然状态,不知高低,所以摄影要抓拍,画家要画模特儿;二是对艺术规律已经纯熟到自由的程度,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所以,绝大部分作品都未臻最佳。那篇《晋祠》属初生牛犊,以后再写文章反而左右拿捏,愈写愈胆小。
晋祠是一处名胜,但在它名下有三块牌子。它首先是一处古迹,保存有唐宋以来的许多文物,是一座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据说全国只此一例),并专设有一文物管理所;因为山水秀丽,建筑奇特,它又是一座大公园,接待社会游客;它还是一座国宾馆,类似北京的钓鱼台。多少年后我出差太原,晋祠文管所所长盛情邀我重访故地,原来他中学时在课堂上学过《晋祠》,大学毕业后当语文老师又教了多年《晋祠》,而后进入文管行业最终当了晋祠文管所所长。至于晋祠宾馆,我后来才知道宾馆院里有一本用石头雕刻的大书,上面刻着《晋祠》。当然最实惠的还是晋祠公园,几十年来因这篇课文不知引来多少游客。
2019年,一块《晋祠》文碑在晋祠公园落成,碑很考究,是委托故宫用汉白玉刻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黄社长与我母校的冯校长应邀参加剪彩。屈指一算,黄社长已是《晋祠》之后的第三任社长,冯校长则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才出生。而这回我确实是一个老头了。揭去红绸,我转身看着巍峨的晋祠大殿,黄绿琉璃瓦的飞檐在蔚蓝的天空下十分耀眼。我突然记起梁思成在回忆录里写道,20世纪30年代他和林徽因来山西考察古建,原来的考察名单里没有晋祠,但在长途汽车驶过晋祠的一刹那,隔着滚滚烟尘,他看到了大殿的一角,猛然心动。一个月后他专程返回这里作考察,发现了全国唯一的十字飞梁和一系列古建原物,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美的绘图。
李白当年也是到过晋祠的,他曾有一句话:“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人总是会老的,我们都是过客,只有晋祠和它的山、水、树,还在与一代一代的后人对话。
(作者: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