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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8日 星期四

    防疫不力导致社会不公 实质上是对人权的侵犯

    ——访德国内政部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委员会委员奥多·考波

    作者:本报记者 焦授松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8日 12版)

        奥多·考波 焦授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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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连线】

        奥多·考波是一位奥地利学者,现任德国内政部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因为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走在了前面,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经济和民众日常生活受疫情影响要小得多。

        在疫情暴发之初的2020年3月,考波和另一位政治学者马克西米利安·迈尔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名为《向武汉学习遏制新冠病毒是唯一的办法》。文章建议欧洲国家学习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状况进行了科学预测。该文章很快被作为参考资料提交给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随后不久,考波被德国联邦内政部聘任为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主要负责为联邦政府起草抗疫战略文件,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洛塔尔·维勒等顶级专家。

    事实证明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正确的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份文件在一年后的现在突然成为一些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原因竟然是它们发现其中一位作者是“中国通”。

        考波表示,西方媒体从2020年1月开始报道新冠肺炎疫情,他从那时起就对相关情况密切关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考波正好在中国,那时他就亲身感受过中国防疫工作的高效。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难度远甚于“非典”。2020年1月23日,中国政府采取了武汉封城等一系列措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举措是正确的,当时的很多疫情防控措施,诸如尽可能多地做检测、隔离确诊患者、临时封闭等,现在依然适用。中国也因此率先在全球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复苏,民众生活恢复正常。

        考波认为,许多西方专家从一开始就误判了疫情形势。2020年1月底,美国媒体上就有文章称,对病毒的恐惧比病毒本身更可怕。考波在第一次读到类似文章时就十分警惕,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回应。考波注意到,这类文章的作者往往是社会学家,然而奇怪的是,医学界或传染病专家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而到了2020年2月中旬,西方竟有病毒学家公开宣称,防止病毒传播是不可能的,只能延缓其传播速度,避免医疗系统出现资源挤兑,而最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病毒大规模传播,进而实现群体免疫。哈佛大学的马克·利普西奇教授和德国病毒学家德罗斯滕都持有类似观点,当时这几乎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声音。尽管当时中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在逐日下降,表明抑制病毒传播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些西方专家选择了忽视。

        考波和迈尔等其他学者意识到,这种策略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们撰写了《向武汉学习遏制新冠病毒是唯一的办法》这篇论文并上传网络,文章引用中国方面的信息论证了应该如何抑制病毒传播。然而,欧洲一部分极端右翼分子顽固地认为,即使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也只能呼吁民众自愿采取措施,而不应采取强制措施。但这样一来,富人可以在家办公,运用手中的资源保护自己免受病毒威胁,即使感染也可以花更多的钱争取更好的医疗资源;但很多低收入者和社会服务人员则不得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法保护自己,甚至有不少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去世。此外,还有不少激进组织在网络上恶意传播极端右翼思想,并试图用恐吓和威胁来压制不同的声音。考波指出,很少有人察觉到防疫不力导致的社会不公实质上是对人权的侵犯。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根本站不住脚

        近期,不少欧洲民众都十分关心能否进口中国疫苗。考波直言,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其中有着西方的政治考量。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专家、媒体甚至政府试图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责任推给中国,但实际上他们的很多讨论和观点依据的都是错误的信息,很多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亚洲人都成了种族歧视和人身攻击的受害者。在考波看来,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惯性思维将影响到西方自身。例如,不久前欧盟通过了“疫苗护照”计划,该计划实施后,接种疫苗的人可以获得数字接种卡,并在欧盟境内获得自由旅行的权利。这个计划看似能在夏季到来之前挽救欧洲遭受重创的旅游业,促进经济复苏。但实际上,欧洲有很多右翼分子反对接种疫苗,拒绝接受因为不打疫苗而不能享受相关权利的事实,这些人即便不打疫苗仍会我行我素。所以,即便西方出台“疫苗护照”,其效果也会是有限的。

        考波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告诉记者,他曾在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担任教师,之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旅行,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数据,同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所以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考波认为,很多像他一样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是因为他们能够与中国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相比之下,部分外国记者或许在中国待的年头比较久,但始终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看中国,也就无法对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感同身受,这也是中国形象在西方媒体报道中被歪曲的原因之一。考波指出,实际上,只要进行严格的学术研究,就会发现那些歪曲报道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这些工作不仅没人做,甚至在一些大学的媒体研究中,研究人员还支持这些错误的观点,他们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完成诸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或“中国的医疗系统”这样跨学科的课题。

        考波认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以此为依据的所谓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隐患。所以,世界需要中国媒体更多发声,以引起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欧美极端右翼思想泛滥的警惕。

        (本报维也纳3月17日电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焦授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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