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赢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理性选择

    在特朗普政府任内，“脱钩”与“对抗”主导了美国对华战略走向，中美关系因此遭受到自两国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破坏。随着拜登入主白宫，美国新政府从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进行政策检讨，试图通过积极地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改善种族关系和参与多边治理等方式弥合国内分歧、改善国际形象并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就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而言，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拜登总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演讲、布林肯国务卿的首次对外政策讲话，以及白宫最新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国界定为“唯一”能够对美国构成“多方位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在话语上还对“合作”留有空间，但美国新政府对华战略的倾向已然显现。

    早在2015年，美国战略界就围绕“对华接触政策是否失败”展开了讨论，其结论是认为接触政策不但未能达到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而加以改造的目的，反而帮助了中国快速崛起。对华强硬进而成为美国府会和两党之间少有的“共识”。因此，拜登政府如若延续前任的对华政策基调似乎并不出人意料。

    然而，在经历了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直线下滑后，当前美国战略界对于对华强硬路线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质疑与反思。著名政治学者、“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和经济学家胡祖六最近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提醒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切勿感情用事，不要将意识形态目标置于真实的国家利益需求之上。文章专门驳斥了“对华接触失败论”，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经验，抹杀了中美合作对于美方的战略价值。

    实际上，艾利森所表述的恰恰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中的常识。在冷战时期，同苏联对抗是美国的首要战略需求。艾利森认为，从美国的角度而言，通过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顺利从越南撤军，随后开启了同苏联的“缓和”进程，并且促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秩序的框架之中，这都意味着接触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战略成功。事实上，两极格局的压力使美国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来自意识形态的冲动，将地缘战略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在两极格局的制约之下，美国在设定和追求对外政策目标时显得较为审慎和务实。

    但随着冷战结束，美国首先将“战胜苏联”错误地归因为西方世界的制度优势，始终沉溺于所谓“历史终结”的虚幻之中而无法自拔；一超独霸的绝对实力又纵容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执着于“民主推广”和“政权改造”。然而，不切实际的对外战略目标反过来极大地消耗了美国自身的软硬实力。当中国通过艰苦奋斗而取得快速发展的显著成就、中美实力差距逐步缩小时，美国又再一次将中国崛起错误地归因为对华接触政策的“软弱和妥协”，意图改弦更张，以更强硬的方式遏制中国发展，消除中国“威胁”。

    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学者，艾利森试图告诫美国决策者，保护美国利益最好的方式是正视现实，即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已成事实，而中国在全球化中正在发挥积极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如果不与中国合作，诸如防范军事危机、阻止气候变化、遏制疫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控制金融危机等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的化解就无从谈起。

    此外，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提出者杰弗里·萨克斯最近也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文，对拜登总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疗愈美国国内因新冠肺炎疫情和政治分裂造成的创伤，而强化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并不能帮助美国解决所有挑战。萨克斯对中国在今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提出的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克服发展鸿沟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力促美国政府将合作而非冲突作为发展对华关系的前提。

    自主权国家体系存在以来，国家间的竞争就长期存在。然而就历史发展的趋势而言，管控分歧、避免恶性竞争是符合每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理性选择。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发展道路各异，承认世界丰富的多样性既符合现实主义的正视现实、尊重规律、追求明智而审慎的利益的要求，也满足自由主义的开放包容、追求人类和谐进步的需要。艾利森文章指出了一个被西方世界故意忽视的事实，即中国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脱贫，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切实保护，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所设定的目标和宗旨。显然，在艾利森和萨克斯等头脑冷静的观察者看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中国也并不必然构成对美国的“全方位威胁”，制定客观务实的对华政策完全可以避免中美对抗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然而，拜登总统的慕尼黑演讲明确呼吁欧洲盟国与美国一道同“民主的挑战”做斗争。拜登政府似乎正在回归民主党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的外交传统。在某些华盛顿的外交建制派人士看来，价值观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竞争优势所在，布林肯的讲话也声称准备利用该优势“战胜”中国。殊不知，正视现实、推动中美合作共赢，才是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大幻想式”的对华战略既罔顾历史经验，又缺乏现实基础，更是不道德的。

    （作者：黄海涛，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