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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追“思”⑦】
1、一片丹心：矢志不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从北京大学旁听生到一名共产党员。潘梓年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在父亲的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受辛亥革命影响，潘梓年对新知识和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迫切想要外出求学，先后到上海的私立大同学校和龙门师范就读。但作为长子的家族责任感使潘梓年牺牲自己的前途，在读完书后回到家乡任教，一边照顾老人，一边为二弟潘菽挣取学费，使二弟有了读书的机会。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潘梓年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当了三年的旁听生，主要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为后来的革命之路和学术之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开启了他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序幕。3年后，潘梓年被介绍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教书，他为学生作的新文学讲演深受欢迎，讲演稿被整理成册并出版，即后来的《文学概论》。1926年，在大革命的召唤下，潘梓年决心从北京奔赴广州直接参加革命，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和身体原因，遗憾未能如愿参与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献身革命的精神开启了其一生忠诚为党的革命生涯。
从普通的共产党员到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潘梓年回到家乡宜兴任县教育局局长，暗中担任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利用合法身份不断奔走于南京和宜兴之间，发起广泛的思想动员工作，为宜兴起义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1927年9月，潘梓年返回上海负责《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的主编工作，发表了多篇社论，为日后的办报办刊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在斗争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自1929年到1933年，潘梓年在党的指示下多次易职，历任华南大学创办者、“社联”（社会科学联盟）负责人、“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真话报》总编辑。由于叛徒出卖，潘梓年和文学家丁玲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经历了特务们的辣椒水灌喉、电刑等多种严刑逼供，仍如“入定老僧”般泰然自若，对国民党蓄意散布的谣言置之不理，甚至写下了《咏雪》诗激励狱中难友坚定理想信念：“一片一片又一片，飞上河山皆不见；前消后继更凶猛，终把河山全改变。”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被囚4年有余的潘梓年才被营救出狱。狱中4年，他尽管身心饱受摧残，但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学习状态，撰写了三十多万字的《矛盾逻辑》（出版时改名为《逻辑与逻辑学》，1938年再版曾改名为《逻辑学与逻辑术》，后仍沿用原名），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潘梓年与艾思奇、李达等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普及、创新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共产主义战士到党在新闻、教育战线上的卓越先驱。潘梓年出狱后，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开始与章汉夫筹办《新华日报》，后经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新华日报社社长。《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从报纸筹办开始，他辗转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为争取出版和言论公开不断与国民党进行拼死斗争：在率领工作人员向重庆撤退时受日机袭击，他亲眼看到25名同伴不幸遇难，并饱受失去至亲胞弟之痛。在《新华日报》办刊的九年多时间里，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写下数百篇社论、短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纲领，广泛报道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建设中的成就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在革命中取得的赫赫战绩，深刻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出尔反尔的丑恶行径。在潘梓年的全力推动和努力下，《新华日报》成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扩大统一战线的强大舆论宣传阵地，在战争年代教育了整整一代人。1948年12月，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停刊一年多之后被组织派往河南筹办中原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49年5月调到武汉，历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等职位。直到1954年，潘梓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建工作。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第一本哲学理论刊物《哲学研究》于1955年3月创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于同年6月和9月成立，潘梓年任学部副主任和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在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十多年里，除了行政工作和领导工作之外，仍尽心竭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传播，积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问题，撰写了《大家来学点儿哲学》《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著。1958年，年近古稀的潘梓年不顾自身年事已高，与助手、研究生一道，赴郑州、开封、洛阳等市县郊区开展农村调查，历时长达两个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现实问题，正确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2、上下求索：勇于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
潘梓年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之一，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创新、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学界围绕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主张辩证逻辑是适应于更高社会形态的高等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等逻辑，辩证逻辑应该取代形式逻辑。早年间潘梓年在狱中拟定了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矛盾逻辑》一书，1937年出狱后“将私意轮廓写成一小册子发表”，命名为《逻辑与逻辑学》，意在解决和回答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此书是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潘梓年在此书中强调：“辩证唯物论是现代劳动阶级的哲学，它以改造自然存在，尤其是改造社会存在的各种实践为基础，同时也就以这些实践为归宿，看出了思维的真面目是通过行动去改造世界。”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思维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由此层层深入阐明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在上篇“方法论（逻辑学）”中，他全面阐述了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以及辩证法中的几对范畴，包括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他认为应当“扬弃”形式逻辑，即并不是全盘否定并取代形式逻辑，而是将形式逻辑中有益之处挑拣出来，以技术的形式服务于辩证逻辑这一主体。这种“扬弃”的做法十分具有进步意义。此书出版不久便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此颇为赞赏，表示：“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九十三页，颇为新鲜。”这表明，潘梓年尽管将形式逻辑从“方法”降位为“技术”继而沿用，但仍然肯定了其价值及地位，在近代逻辑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看法是新颖独特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术界的逻辑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多次赞赏学界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探索，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主从、高低之分。
潘梓年在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上下求索过程中，为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梳理贡献了新的观点和智慧。《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为日后科学理解辩证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勇敢探索的重要学术成果，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此书是他独立思考和勇于开拓的结果，其表述精辟、观点新颖；其次，在抗日战争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苏联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思考对我国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辩证法如何引入中国国内”“如何引起大众的共鸣”是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和使命，此书是继艾思奇《大众哲学》（1936年）之后另一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著作，潘梓年在其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思想，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辩证法乃至运用辩证法解决现实问题；最后，此书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探索，其中独特的观点和深刻的论证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道路。
除此之外，潘梓年还发表了《关于认识论与辩证法的同一问题》（1941年）、《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1941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1943年）、《新哲学研究的方向》（1951年）、《否定之否定——辩证法三条基本规律之一》（1956年）、《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对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1958年）、《大家来学点儿哲学》（1958年）、《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1959年）等一系列哲学论文、演讲，深入浅出地阐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将手中的笔化作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性的有力武器。在《新哲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回答了“什么是哲学”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哲学是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的共同的规律总结起来，得出总的规律，而这总的规律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则。”在《关于“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律》一文中，他通过回顾恩格斯对量变质变的表述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力抨击了“‘质量律’已经是落伍了的‘机械论’”的错误言论，重申量变与质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辩证律对中国发展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潘梓年几经学术争论浪潮，始终坚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难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武器一一击碎意图动摇我党根基的错误思潮和不当言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与此同时不断向世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潘梓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1956年撰写了《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把一切都当作发展过程来看待的，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对于人民还是有利的东西，还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发展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发展它，使它的积极作用获得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肯定了我国在过渡时期应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且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包括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更进一步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中的不同经济成分不是杂凑在一起的混合体，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有机组织在一起的统一而完整的集体。除此之外，他认为复杂的经济基础将有复杂的上层建筑与之相对应，主张厘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1958年写作的《宏伟的远景规划，卓越的科学理论》一文中，潘梓年强调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种优良作风，要求在实事求是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贯彻群众路线。潘梓年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独到看法，对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高度重视，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贡献的宝贵财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潘梓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特别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发表论著。潘梓年尽管长年承担着极为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仍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多部专著、多篇社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运用到中国革命及建设实际中来，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我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是中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和回答中国问题的典范，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一方面，他在所发表的专著及论文中，十分注重将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例如，在《逻辑与逻辑学》中将唯物辩证法的论述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相结合，通过总结提升自然科学的规律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本质及其规律；另一方面，潘梓年在行政工作中鼓励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融合，极力支持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参加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结成学术联盟。第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调查相结合。潘梓年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时，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既注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现实难题，又注重从现实调查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检验理论成果。1958年，潘梓年率领一行人开展历时2个月的调查研究，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及方法，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术成果通过论文和报告的形式与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分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中，潘梓年虚怀若谷、谦逊恭谨的治学态度，也让人肃然起敬。潘梓年在1937年出版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强调，“作者敢提出一己之见，就正于明达”“希望能引起一般人的讨论与批评，以求个人的进步”。在1961年再版时，他表示此书是匆促写成的，“至多只是敢想敢说的成果”“里面幼稚可笑之处甚多”，最后强调“敬请同志们鞭策”。这种治学态度始终贯穿着潘梓年的整个学术生涯，例如在《新哲学研究的方向》一文中，他两次表示：“我还没跟旁的朋友谈过，所以是个人的意见。”潘梓年这种谦逊恭谨的治学态度，展示了一代哲学宗师的大家风范。
3、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
潘梓年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他穷其一生都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办报办刊的过程中，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潘梓年通过畅通传播渠道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办报办刊方面，他一生创办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哲学研究》等一系列刊物，负责过《北新》《洪荒》《真话报》等刊物的主编工作，积极创建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渠道，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从而正确阐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宗旨和目标，对抗歪曲事实、鼓动反动的思想观点，通过纸质媒介赢得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支持和拥护，团结一切可团结的群众，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第一，潘梓年明确了办刊的原则。一是党性原则。他曾提出：“党报要加强‘党性锻炼’。”只要是他经手的报刊，党性原则一直贯穿着办报办刊的整个过程，上至整个报刊的办刊宗旨、办刊方向，下至报刊刊登的每项内容、每则消息，都无一不体现着党的立场和使命，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二是以团结人民为己任。《新华日报》发刊词中庄严宣告：“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本报力求成为全国民众的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报刊在他的领导下以团结人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使命。在创办《哲学研究》杂志时，他一方面团结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组成刊物编委会，定期召开会议；另一方面重视各学科的建议，多次召开会议征求意见，将以团结人民为己任的决心和使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办报办刊中。第二，潘梓年创新了报刊管理方法。在《新华日报》办刊中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在纸张管理上精心改进技术工艺，提高纸张质量，使得刊物销量更多，从而提高了报刊的传播广度。总而言之，潘梓年在办报办刊期间，始终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使报刊杂志成为宣传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阵地，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在战争时期有效地引导了舆论方向，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了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开辟了重要的舆论阵地。
在教育教学方面，潘梓年曾历任县教育局局长、中原大学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位，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在教育界不留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更多青年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接班人。潘梓年在学术交流传播中从不以专家自居，也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总是谦虚地向别人请教。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向许多专家、学者征求意见，高度重视并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建议。在实际工作中，他经常主动向专家学者请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工作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认可。潘梓年还致力于培育新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认真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积极培育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锋力量，经常组织、主持各项学术讨论会，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开展对外交流。与此同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扶植群众性的哲学研究队伍，鼓励群众加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中来。正是因为潘梓年谦卑待人、团结众人，并致力于培育新人，使之成为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他的影响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深刻认识到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潘梓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内容上根据不同的行政岗位展现不同的侧重点。任报社社长时，他侧重从宣传的有效性出发，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具体的中国革命中，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抨击歪曲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当言论，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及宗旨，受众群体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文章多数为报刊服务，篇幅较短，讲究时效性，重在宣传；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时，他侧重从教育的深刻性出发，将视野拓宽到提升全国哲学研究水平的高度，更加强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众群体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外，还有大批专家、学者，文章讲究学术性，重在教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斗争中，潘梓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实践。
回顾潘梓年的一生，他对党和国家赤胆忠心，“共产党员”这一称号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重于泰山的责任。他用自己的矢志不渝和无私奉献，诠释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情怀和担当。他的战友石西民在1982年《学者与战士——回忆潘梓年同志》一文中谈及：“1966年初，有一次我到他家看望，他是那样恳挚地向我表示，很怕因为年老迟钝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有违共产党员的称号。”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在努力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应永远铭记这样一位终身为后人开山造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永葆初心，不负韶华！
（作者：冯颜利，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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