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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话题】
农历二月，春耕正当时。耕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更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为粮食产量连续6年超过1.3万亿斤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最新调查显示，我国耕地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中低等级占2/3以上，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不高；障碍退化耕地面积占比高达40%，耕层变浅、土壤板结、酸化盐碱化等土壤退化问题依然突出。
这些数据提醒我们，耕地并非予取予求，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土壤健康亟待呵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耕地保护”。在业内专家看来，耕地保护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的，更是生态上的。要对耕地保护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尚有科技支撑、法律保障等难点亟待破解。
黑土地变薄、变硬、变瘦了 14.5%的耕地严重酸化
说起耕地退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张斌首先提到的就是东北黑土地：“长期的集约化经营、机械化耕作，使得黑土地有机质结构变差，微生物不能‘好好干活’，土壤被压实，一下雨，水都积在田里形成涝灾，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黑土地就这样变薄、变硬、变瘦了。”
南方红黄壤同样令人担忧。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于钾钙镁等碱性盐基离子的大量流失，加之农业粗放经营和肥料利用率低等因素，我国14.5％的耕地已严重酸化。近三十多年来，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区的土壤pH值小于5.5的酸化耕地面积增加了35%，作物减产20%以上。同时，由于干旱条件下土壤含盐量增加，我国盐碱耕地已达1.14亿亩，较20世纪80年代增加近30％，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西北内陆和沿海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因此弃耕撂荒。
根据农业农村部《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我国耕地质量由高到低共分为十等，平均等级为4.76等。一至三等的耕地属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四到六等为中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46.81%，是今后粮食增产的重点区域和重要突破口；七到十等的低产田占比21.95%，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相对较差，是耕地内在质量提升的瓶颈和难点。
“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靠的正是土地释放的生产潜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周卫告诉记者，他们的研究团队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将我国耕地地力提高一个等级，则可以新增粮食1200亿公斤；如果将化肥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减少农田50%的氮磷排放，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因此，耕地保护利用与地力提升亟待推动。”周卫强调。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郧文聚则认为，耕地资源不仅因人的利用而拥有价值，作为自然资源，人与耕地的关系应当是生命共同体。“因此，耕地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粮食安全的关键，也关乎生态文明。面对本底质量低、退化等问题，对耕地应当切实履行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责任。”
科技支撑不足 标准缺失 技术存在“黑箱”
近年来，我国提升耕地质量的最主要抓手是加大投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2021年我国更是计划建成高标准农田1亿亩。然而，在落实保护和改善耕地质量的过程中，科技支撑不足的根本问题愈发凸显。
耕地保护相关标准的缺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要保护耕地质量，建立科学的监测和评价标准是基础和前提。然而，直至2016年年底，我国才正式实施了首个耕地质量国家标准。有关耕地质量监测、调查、评价、保护等业务工作的管理标准还十分缺乏。
郧文聚指出，在耕地质量和生态保护方面，目前我们的技术还处在“黑箱”状态，很多耕地本底问题没有摸清，无法“对症下药”研发硬技术、硬手段。“只有把全国耕地的数据、布局、质量和生态状况都调查研究清楚，才能让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长牙齿’。”
周卫坦言，在耕地研究上，我国一直缺乏顶层设计。耕地相关学科涉及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微生物、土壤组学等；在监测手段上，更涉及遥感卫星、无人机、传感器等新兴技术，多学科交叉融合性强。“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战略性，承担国家的使命不够，融合研究明显不足。”
在应对耕地退化方面，我国协同高产与耕地保护技术缺乏，针对农田水土流失严重、耕层土壤逐渐变薄的保护性技术及机械同样缺乏。此外，与种子科技比较，我国耕地学科相对落后。“尤其是近年来以土壤组学为代表的学科前沿已经出现，迫切需要通过改善科研条件取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周卫指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也认为，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在耕地保护利用过程中的自动化、精准化、全方位控制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质量提升等研发技术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只用不养”观念亟须扭转 保护尚待立法
前两年，张斌一边在云南山区采集土壤样本，一边给当地老百姓讲解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的知识。村里人告诉他：“张老师，保护土壤和耕地，我们心里是有一根弦的。”这件事让张斌深受感动，同时也令他反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远离农耕生活的人们心中，这根弦是否在弱化？
“每个人都应当懂得保护耕地的基本知识，心里都要有这根弦。”张斌认为，这些年来出现的耕地非农化、耕地过度利用等现象，正是由于“只用不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等错误观念所造成。在他看来，保护耕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保护理念应该深入人心。
“耕地‘吐生万物’的特性是其固有价值的本质属性。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耕地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没有建立和完善相关约束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得耕地健康保护难以落到实处。”郧文聚指出。
“加快立法保护十分必要。”张斌介绍，在土地管理方面，我国出台了土地管理法；在保护耕地方面，我国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然而，与欧美普遍设有专门的土壤保护法相比，我国在耕地保护专项立法上仍是空白，仅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既要保护好耕地的数量，也要保护好耕地的质量，更要让保护、珍惜耕地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我们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
郧文聚建议，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修改和完善我国耕地保护的相关条款，增加有关耕地质量、污染和退化等内容，为耕地健康保护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同时，建立完善的耕地健康保护绩效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上下联动，逐级落实耕地健康保护责任。
定期“体检” 布设创新平台保持有效监控
“科技创新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呵护耕地健康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科技创新工程。”郧文聚指出，目前耕地资源质量分类被纳入了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这将为摸清耕地资源自然的本底和生态环境状况奠定基础，也将有效推动耕地保护的科技创新发展。
他建议，应依托科技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耕地健康监测网络和预警机制，保持对耕地质量、健康动态变化的常年有效监控，定期给耕地做“体检”，开展自上而下的耕地健康年度监测成果更新与评价，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李保国则指出，当前亟须在国家耕地资源集中区布设科技创新平台，加大经费投入，提供耕地资源保护利用的整体解决方案。
周卫认为，要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需要土壤学、肥料学、微生物学、经济学、农业信息和智慧农业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此外，耕地数量的变化要通过高分辨率卫星为主的遥感技术加以监管，质量的变化需要土壤学、微生物学、分子生态学、大数据等学科综合研究，“这些也需要重大的科研平台和基础设施来承载”。据悉，中国农业科学院为此将建设“国家耕地科学研究中心”，依托以往的耕地保护利用科研基础，探索从土壤组学、土壤改良、耕地保育、智慧耕地、耕地管理战略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综合性、全局性的创新研究。“这也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需要。”周卫强调。
在郧文聚看来，我国耕地利用的特殊国情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所以要用中国科学家的智慧来破解中国难题。“对于耕地，我们不仅应该做到从先人手中把它完整地接过来，而且应该通过努力，把它以一种更完美的状况交给后人。”
（本报记者 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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