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家熊佛西习画记

    故事杂志社1947年5月出版的苏季常编的《当代人物》一书中有一篇《戏剧家——熊佛西》，其中提到“熊先生的荷花，古松，画得并不好，但没事就喜欢画，假如一个学生去为他磨墨，挺有兴致的看他画画，他会高兴得忘记了年龄的，于是‘啊，啊’的说话多起来，偶尔画坏了一笔，便仰头哈哈大笑，笑完，习惯地扶一扶眼镜又画下去，结果，这张画，一定写上‘学弟×××雅嘱’送给你。”曹聚仁在《熊佛西与顾仲彝》中提及：“有人说：‘熊先生是一个最好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的爱太没有范围和标准了，又常常毫不加选择地听信那些花言巧语；只要你常常接近他，常请他画画，哪怕是坏人，他也会当你好人来爱的，至少他原谅那人的坏处，甚至维护他。’”熊佛西在《写剧原理》中说：“一个人可以弹琴，可以画画，可以跳舞，但一个人决不能演戏。”作为戏剧家的熊佛西能写剧本、演戏，这并不稀奇，但他还会画画，并且如此有兴致，笔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笔者在1945年10月31日出版的《文艺先锋》第7卷第4期找到了熊佛西的《习画记》。这篇散文，不见于《熊佛西戏剧文集》等熊佛西已出版的各类集子，当为集外文。

    熊佛西最初是怎么对绘画产生兴趣的呢？他在《习画记》中自白：“我对绘画发生兴趣可以说是偶然的。起先是为了充实自己的主修科目——戏剧艺术——涉猎各种姊妹艺术。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而没有其他艺术的修养，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对于音乐与绘画尤其不可忽略。音乐中的‘声美’与绘画中的‘色美’和‘线美’都是创造戏剧艺术的基础。自然，我涉猎其他艺术，也是和别人一样，先从欣赏入门。记得少年在国外读书时，每星期除了照例要看两次戏，还至少要听一次音乐，或参观一次画展。当时看到各国的名画的确不能欣赏，只是‘看看’而已。但因常看，便渐渐知道去分析这些作品的构图、线条、色调，久而久之，对于它们也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欧美的博物院里看画是不能白看的，必得付出相当的代价，自己虽是一个穷学生，而为了看戏，看画，听音乐，常常缩衣节食。”即便熊佛西当时对绘画的兴趣再浓厚，但毕竟他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的是戏剧并非绘画，他对绘画的了解也只能是初步的、浅层次的。

    真正让熊佛西近距离接触绘画，是在他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时。熊佛西回忆：“艺专在当时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几乎网罗了全国的艺术大师，尤其是国画系的教授特别坚强，萧俊贤、萧谦中、汤定之、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姚茫父诸位先生都在里面任教。十七年（1928年，编者按）艺专改组，成立国立艺术学院，林风眠先生南下，徐悲鸿、张大千两先生同时联袂北上，加之北派山水泰斗旧王孙溥心畬先生也受了学院的聘，更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为了求得齐白石和王梦白两先生同时受学校的聘，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我当时是戏剧学的主任兼教务之责，不是他们的同行，地位比较超然，所以他们对我特别客气，时常有机会和他们亲近，到他们的画室里去聊天，看他们作画。尤其与汤定之先生，几乎无日不晤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耳濡目染，熊佛西“对于国画的兴趣日趋浓厚”，不过“仅限于欣赏与收藏，自己不能画”。

    熊佛西喜欢国画，为此收藏了吴昌硕、陈师曾等不少人的画，“读画的兴趣比我读书的兴趣还要浓厚”。不过，熊佛西的主业毕竟是戏剧，很少有时间习画。尽管如此，兴趣使然，熊佛西还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在熊佛西的习画经历里，让其记忆尤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37年，“七月廿八日北平沦陷以后的十天，我才关起大门来日夜不断地在罗贤胡同的私宅里画了十天”，“六尺大的宣纸，居然大画特画，——不，不是画，而是糟蹋纸，一共一百多张，松啊，菊啊，梅啊，竹啊，什么都乱画，而且要画大幅的，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宣泄胸中的悲愤。这样一气的画了十天。十天以后我就带着几枝李福寿的画笔，挟着一卷画挥泪悄悄离开了北平”。一次是1944年在遵义，“每月除读点闲书便拿起纸笔乱涂，反正朋友送了我一点纸，任我糟蹋，结果涂了一百多幅，遵义的朋友们拿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几十幅承朋友们的好意，要我拿到贵阳去展览”。

    关于熊佛西在遵义画画的经历，除了戏剧家的自述，笔者还注意到两则材料。熊佛西在遵义时，“先住杨柳街老城小学（今文化小学），后迁老城府后山菩提寺”。熊佛西的妻子叶子在《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写有《回忆熊佛西的艺术生活》，回忆在遵义时她与熊佛西住在山上,将两只老鹰拴在树上，作为熊佛西画画的模特儿。“他那时终日作画，画了许多花卉鱼虾等，也画了好几张鹰，共画了有一百多张，便拿到贵阳去开了一次画展。我们不但靠卖画为生，抗日战斗胜利后，还靠卖画的钱作路费到了上海。”陈福彬在《名作家熊佛西在遵义》中回忆，熊佛西住在老城小学时，他们是邻居，“不时也见到熊老握笔为文，挥毫作画。我也基于兴趣和爱好，机不可失地准备了一张土白纸，请熊老来个‘诗画配’。他欣然同意，并表示马上动笔。真是‘近水楼台’，上午才将纸送去，下午就把诗画完成给我。上面绘了一个正在引颈长鸣的大红公鸡，题了‘一唱雄鸡天下白’七个刚劲有力的核桃字。我就是在这蕴含着积极向上的诗情画意的启迪和鼓舞下，习作《给伙伴们》一诗，发表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蹇先艾老师在贵阳主编的《贵州日报》文艺副刊《新垒》第四十一期上。”

    1945年，熊佛西还在贵阳举办过义卖画展。李文昉在《抗日后期我与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也提及民教馆的这次义卖画展，熊佛西“在门外广场安排的画桌上挥毫作画，胸襟旷达，潇洒自如，幅幅画作都寄托他一片爱国丹心，忧民壮怀。我认为熊老当时的这一行动，其本身就是在贵阳展开的一次极其形象生动而富号召力的抗日救国大宣传。因此，我动员和我交往的在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爱国青年朋友去参观选购熊老展出的艺术珍品。有的买了画，还捐献。”

    此外，熊佛西与众多画家“过从颇密”。《于非闇年表》就提及，1935年“春夜雅集熊佛西双照堂，酒后林仲易画连理柏，于非闇补树下闲人，穆蕴华（藏修）添远山瘦影，熊佛西泼色染青树寒山，君允题《浣溪沙》一首记一时盛会。”熊佛西不但与他们交往，还为张大千、汤定之、王梦白、溥心畬、刘元、阳太阳等写过不少印象记。不过他最为推崇的还是齐白石，为他写过《白石老人齐璜》《怀白石老人》《作农民画家的白石老人》。熊佛西与这些画家“相知比较深”，因此在分析他们的画作时也较为透彻。比如他在《白石老人齐璜》中分析齐白石的画时这样点评：

    从他的作品里看，我以为他很显然地受了八大山人、金冬心、吴昌硕三人的影响。他的翎毛存着八大的奇趣，人物有金冬心的韵味，花卉带着吴昌硕的气息。但由于他的天才与努力，他到底突出了他们的羁绊，而他自己独树一帜成了“家”。

    丰子恺、凌叔华、台静农、梁实秋等不少现代作家都有国画存世。熊佛西的画是否还存世，笔者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熊佛西喜欢中国画，“我自己的书画虽毫无工力，但中国书画的艺术价值却极高，我认为中国的书画是我们的国宝之一，它们蕴蓄着世界任何艺术的优点，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可以骄傲的”。

    （作者：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