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在芝加哥大学130年的办学历史上,涌现了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两位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校长。他们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型大学传统的确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哈珀在1892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掌校之初,他就牢固确立了芝大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并使之成为浓厚的芝大基因。哈钦斯在1929年—1951年间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他极其珍视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型本科生院,在本科生通识教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芝加哥大学现任校长司马博上任以来的15年中,芝大各方面成就斐然,知名度和世界排名更加提升,司马博也在世界同行当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在芝大推行的教育理念和治理举措,一是赋能学生,致力于培养学生终身受益的强大的学术能力和思维习惯;二是打破学科边界,突出跨学科交叉的方式,助力教学与科研发展;三是在学校治理方面,重视科学化决策,采用分布式权力(distributed authority)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的运作原则,辅以高水平的预算制定;四是聚焦创新创业与能力建设,服务本地与全球发展。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学科交叉,其理念不仅根植于机构建设——芝大成立由多个学科合作共建的中心和研究所,鼓励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也反映在芝大校园建筑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商学院还是新近成立的分子工程学院,在选址和建筑规划上都立足于方便不同院系、实验室的学者足不出楼即可随时“串门”,展开交流,相互渗透。芝大在学科交叉方面,既有高层次的学术型研究,也有关注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应用型研究。促成多个领域的学科交叉和跨学科项目对芝大人而言已成为一种固定思维和行事习惯,而且学科交叉不只是芝大人自己的舞台,而是在和世界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起合作。
回溯校史,芝加哥大学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由此产生的“芝加哥学派”,更是成为佳话。芝加哥学派包括芝加哥经济学派、社会学派、数学分析学派、气象学派、建筑学派、传播学派等,其中以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最为知名。“芝加哥学派”产生,得益于芝大打破学科边界,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和促进学科交叉发展,得益于研究型大学传统造就的学术土壤和文化场域。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立者之一爱德华·希尔斯在芝大执教六十余年,他的这番论述,有助于理解“芝加哥学派”的产生:一门学科的发展,在于拥有一个或多个以研究方向凝聚起来的中心——杰出的人才在这里既作为老师,教授优秀的学生;又作为研究者,其成果能被认真地研究和创造性地效仿。
如今,芝大的“环境”正在创造一则新的佳话。近年来,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过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职务的多位学者经过芝大岗位的历练之后,成为美国多所一流大学的校长、教务长,或是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这当中包括托马斯·罗森鲍姆(2014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校长)、丹尼尔·迪麦尔(2020年被任命为范德堡大学校长)、大卫·格林(2014年受聘科尔比学院院长)、希恩·莉亚·贝洛克(2018年成为巴纳德学院校长)、大卫·菲西安(2020年担任克拉克大学校长)、迈克尔·希尔(2015年7月担任俄勒冈大学校长)、埃里克·艾萨克斯(2018年担任卡耐基研究所所长)、苏尼尔·库马尔(2016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务长)、马克·内米克(2017年担任费尔菲尔德大学校长)、科尔文·查尔斯(2019年担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芝大源源不断输出的管理者,意味着大学管理的“芝加哥学派”呈现雏形。
(作者:吴浩,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