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学术史上的“私家著作”问题

    20世纪30年代罗根泽先生曾有文《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该文认为“私家著作”在战国之前不会有，它们的出现都是战国以降才有的事。罗先生虽然笼统地说“私家著作”，但此文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老子》这部书。罗先生认为《老子》不是“纂辑”，而是“著作”，而这样的“著作”战国前没有。罗先生此文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其中讨论周代官学的特征，这实际上属于西周史、春秋史的范畴，而诸子之学与王官之学的关系，则又是思想史、诸子学探讨的重要问题，至于先秦子书到底是“纂辑”还是“著作”，则又涉及古书体例这样的文献学话题。《老子》书的年代学问题，会连带影响其他古书的年代学判定，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就此文所涉上述学术领域而言，今天的认识水准已远非上世纪30年代可比，尤其是很多新材料特别是简帛古书的发现，为重新审视罗先生提出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有一个立论前提，那就是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这也是其年代学判断的重要基础：孔子之前连私学都没有，何来“私家著作”呢？但这个前提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王官之学”的认识，二是把“私学”等同于“私家”。先来说第一个问题。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汉志》以来为不少学者采信，虽然也有学者激烈批评，但他们对周代官学的认识却差不多。他们认为官学都是些操程仪轨的技术性知识，并无学术。胡适即谓周代官学不过是“祀典卜筮之文，礼乐射御之末”，章太炎之说与之接近。沈文倬先生批评章说，并专门讨论“宗周的王官之学”，他虽然认为官学时代也有学问，但其“王官之学”全然以“官”为中心，依然是职业性的。把“王官之学”都看成职业、技术性的知识，甚或认为官学时代无学术，这恐怕是过去我们对“前诸子”时代文化格局的最大误解。“王官之学”自然要以“官”事为中心，但要履行职守，还应有与之搭配的一整套关于操行修为、人格养成的规训和学问。《诗·定之方中》毛传：“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揭示官学其实需要多方面的才能，可称贵族的“综合素质”，绝非纯粹以“官”为依归。我们只能说王官之学就载体、内容、形式和服务对象来说，颇与战国的诸子之学不同，却不能说彼时无学术。难道只有私学兴起，诸子纷出才叫学术，而郁郁斯文的贵族社会竟然没有学术？这从逻辑上就说不通。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持诸子之学出于王官说的学者往往把“官学”与“私学”对立起来，胡适反对此说，但同样视“官学”与“私学”为对立物，且每每又把“私学”简单等同于“私家”或“私人”。他们似乎认为王官体制牢笼一切，个人都是官学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毫无“私家”之事可言。实则官学体制下，夙夜在公之余，个人又何尝没有燕私之空间及私事呢？胡适虽主学在官府，但并不同意罗先生“私家著作”只能出现于战国前的观点，他的反证是早于孔子很多的臧文仲提出的“三不朽”，而其中有“立言”。孔颖达径以《左传》臧文仲等人的言论比之《老》《庄》等子书，童书业先生甚至将臧文仲“立言”之事，比之于私人讲学。从臧文仲的言论看，他所说的也多溢出惯常的“官学”范畴：并非以某“官”为中心的职业性知识，而更接近学者讲的道德教训、嘉言规诫，这些正是思想性子书的关键要素。再者，即文书典策等“官书”的起草毕竟要落实到个人，而个人又是千差万别的，故即便服务于官事，很多时候也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甚至径以青铜器铭文开创了中国“私人写作”的传统，明著“私人”，或者以“作品”称之，已经从这些“官样文章”中嗅出鲜明的个人色彩。清华简有《芮良夫毖》，《大雅》之《桑柔》也是此人之作，《逸周书》中还有《芮良夫解》，体裁多样，篇有短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私家”作品。

    “私家著作”问题另一关键词是“著作”，但对此罗氏并无严格定义。张岱年先生曾用“私人专著”来指称《老子》书，罗氏同意张先生《老子》是“专著”而非“纂辑”之观点，可知他对“著作”一词的使用大体与“专著”同。这类词语显然是以后世对“专著”“著作”的认识来度测《老子》的性质和形成：内容上要有很强的系统性，论证上要“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出”等。其实，如果从“系统性”的要求看，即战国以下的《庄》《孟》《荀》之书，恐怕也不能算“著作”，因为讨论的“单位”都太大。近代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和晚近简帛文献都告诉我们，包括《老子》在内的很多诸子书都不大可能是“专著”，而倒更可能是“纂辑”：即不必成于本人，乃后人缀拾、汇辑而成，即如较晚的《庄》《孟》之书，其最终形成，也离不开后学缀“篇”成“书”的工作。古书中那么多臧文仲的个人言论，时人缀辑而成“书”，其与《老子》何异？《左传》等书中每每引仲虺、史佚、叔向、子产之言，背后肯定有其言论结集的“书”。然则它们能出现于战国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就古书不必成于本人，多系后人汇辑而成这一点，还要提到《汉志》开创的目录学术语——“依托”。《汉志》用“依托”，有明确的著作权或年代学意识，即这类古书的成书多和题名作者无关，都系后人托名作者汇辑、敷衍而成。《汉志》所举“依托”之书，大多系战国晚期甚至秦汉，但就成书原理来说，其实《管》《晏》甚至《庄》《孟》之书与很多“依托”之作也不乏共性。这说明有必要重新审视“依托”这一暗含古书年代学判断的术语。从出土文献来看，“依托”不必晚到战国或秦汉。《逸周书》有《官人》一篇，又见《大戴》，晚近笔者曾撰文指出其中“官人”之术颇能与出土文献相参证，有较早来源。但其内容以成王（《大戴》为“文王”）与周公对话展开，当非实录而近乎《汉志》的“依托”。他如《逸周书·程寤》见诸清华简，措辞用语多有早初特征，其内容主要讲文王及太子发以梦占喻克商的政治寓言，显系后人敷衍或依托者也。因此，从古书年代学角度看，“依托”只是点出了“相对”年代，而“绝对”年代可能并不晚。

    鉴于像《老子》其书思想的超越性，罗先生在论证其相对晚出时，经常用“离事而言理”，意谓战国前多具体的、形而下之思，战国以后才趋向抽象和超越。这种把思维的具体和抽象简单理解为时序上的代际进化也流于想当然。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有关心智的词语已非常丰富，说明彼时的思维水平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从《左传》等书所载古人的议论来看，很多已经很抽象了，此非“言理”而何？另外，“立言”本来就是“离事”的。“立言”传于后世，超越时代，其所据之“事”早已是过往云烟，但依然无碍其为后世的教训。春秋时“赋诗断章”早已司空见惯，“断章”取“义”，不但“离”了当时的“事”，所讲之“理”也未必与《诗》之原义有关。受“离事言理”之论的影响，学者对古书形态的演进往往持单线进化的逻辑，以为早期只是档案式的“官书”，后来才有思想性较强的“言理”之书。现在从大量铜器铭文及简帛古书来看，此说也可商榷。李零先生曾区分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典籍的“书”，并以后者当“私人著述”，并指后者是对前者的“革命”。不过，此革命却并非要通过“历时性”沿革来达成，尤其像罗先生所指有战国前、后的代际分野。李零先生对“私人著述”式的古书源于何时态度谨慎，但也提到铜器铭文中的一些特殊模式，如墙盘、逑盘和豳公盨等，尤其指出豳公盨铭文纯粹讲道德教训，类似后世古书。另外，清华简还有《命训》篇，见于今《逸周书》，此篇系围绕“命论”主题而作的专论，其抽象和“言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行文上看，该篇更是结构严谨，前后呼应，恰是“理论一贯，层层推出”。《命训》过去不少学者以文气指其年代很晚，现在清华简即有此篇，学者考订其年代当在春秋，明属“战国前”。这也说明档案之书与“言理”之书共时存在的可能性。晚近文学史研究者颇关注“文体学”，《命训》给我们的启示是，某一时代之文体是丰富多样的，前述“德音”大夫能作多种就是佳证。我们不能把古书横向上的文体分类当成纵向上的时序进化，这是当前古书形成和年代学研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

    （作者：宁镇疆，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