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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星期二

    越是多元的时代,越需要共处、共情、共生

    当代大学生如何走出群体性孤独

    作者:吴洪富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9日 15版)

        河海大学图书馆里学生们在复习功课。王启明摄/光明图片

        江苏大学志愿者在指导小朋友绘制年俗主题的灯笼。石玉成摄/光明图片

        【专家视角】 

    1.个人主义和竞争心态正在削弱集体记忆 

        20岁左右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如果在这个时期进入大学,那绝对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了。正值精力旺盛、思想活跃、热衷交际的年纪,大学生理应在校园中度过充满共同经验的美好生活,而这些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难以忘却又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然而,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正以多元、个性、自由等消解着群体经验,进而使大学生的集体记忆呈现代际衰减。

        群体经验产生于集体活动。虽然现在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集体活动参与度和自主性比较高,大多数同学愿意服从组织安排,有些学生在集体活动中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年级的升高,集体活动就很难开展了。以学院、专业、班级等为单位的正式学生组织仍会按例开展集体活动,但其中有不少活动是以集体评优评先为目的,拍照留痕、写新闻稿是重要目标,学生往往持有“被迫参加”的心态,活动本身趋于松散化以致流于形式。二三人的小圈子成为不少大学生基本的人际网络,无论是完成课程作业、听取学术讲座,还是参加学生活动、吃饭逛街,学生身边往往是固定的交往对象。很多同学也参加协会、学会等非正式学生组织,但真正融入者不多,归属感、获得感不强,功利化的获取“第二课堂”或综合评定分数成为重要动力。

        大学生集体记忆的衰减,有深刻的时代根源。

        多元化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特征,人们对待多样的价值观、认知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持有越来越包容的态度,独身主义、死宅、佛系、啃老等都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在强调人文关怀和个人价值的思想下,人们对于异于他人的自己也越来越悦纳,“我就是我”“为自己而活”成为一种正当合理的立场。这种多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有机体的分化,呈现出个体化、原子化的迹象,单人火锅、单人电影、单人旅行等成为时尚。有人或许会说,这只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不至于如此。毕竟,多元化、个体化与以辈分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宗族模式相悖,也与注重集体主义的组织原则不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个体化倾向。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阎云翔教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发现一些人正成为具有强烈个人意识甚至是个体主义的群体,开始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讨厌集体纪律。而网络技术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人与人的疏离。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指出,我们越来越多地花费时间与技术在一起,却吝啬把时间分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使用网络技术主流群体的大学生,在网络世界待得更久,而这必然减少其参与校园集体生活、创造共同经验的机会。

        大学生集体记忆的衰减,也有重要的教育原因。

        今日的中国大学与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差别,与四五十年前更是迥异。今日的大学,校园更大了,学生更多了,学生的构成也更为复杂了,凝聚力自然与精英教育时代的学生群体不同。另外,原来大学是学年制,而现在则是学分制,选修、转专业都成为常态。更为不同的是,如今的人们对教育的追求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美国学者安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一书中指出,教授学生获取人生的意义曾是美国大学的重要目标,如今关于“人为什么而活”的问题却从大学的教育主题中消失了。教育不再给学生树立统一的人生目标,各种思想诉求价值被同等对待,“共同利益”和社会美德让位于个体甚至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拔尖”的追求,而“拔尖”是空洞的,仅指在一定的序列中处于顶端。因此,也有美国学者批评大学存在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的风险。

        虽然中国大学正在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但大学及校园内的师生也在逐渐陷入内卷化的困境:一些大学追求排行榜的高位次,部分教师努力跻身“高被引作者圈”,不少学生以“绩点为王”。在这种锦标赛式消耗的背后,多是“唯论文”“唯分数”“唯帽子”的冲动,真正的教育与发展被弱化了。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使个人主义和竞争心态滋长,定会削弱集体记忆的基础。

    2.创设教育情境,累积共同经验

        越是多元化的时代,越是需要共处、共情、共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言,“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在实现多元化时代的和合共生方面,教育大有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布了《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提出七个教育宣言以勾勒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其中之一便是要培养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人际关系,让个人主义的自我文化成为过去。作为未来社会领导者的大学生,更需在校园里就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共同经验和领导力。

        在多元化时代,可以从四个方面构建大学生的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

        一是讲好大学历史故事。著名的大学往往深谙此道:北京大学有李大钊的故事,清华大学有陈寅恪的传奇,普林斯顿大学有约翰·纳什的幽灵,哈佛大学则树起了“三谎雕像”……历史之于大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所大学理念与品味的形成、声望与水平的提升,无不与其历史密切关联。正因如此,每所大学都非常重视搜集与整理校史档案。校史建设很重要,但不能仅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档案层面,大学要进一步挖掘校史资源,丰富表现形式。大学的历史不应只是展览室里的老旧相片、冰冷文字,还应有鲜活故事和美丽传说。讲好故事,能更好地提升大学的知名度,一些大学故事或传说在口耳相传中为人们所熟知,人们在这些大学与其故事传奇间建立起“条件反射”般的联系;讲好故事,更能增强师生的集体认同感与向心力,并在一代又一代学生中传承集体记忆,留下共同印记。大学的故事和传说,可以让一所大学在绵延的历史中“活”起来,让大学精神文化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并真切地浸润学生灵魂。

        二是塑造大学“当红明星”。大学故事赋予了大学历史感,为构建大学生共同记忆提供了历史之维,但大学更在于现实之中,需要“即时感”。大学故事往往产生于特定的时代,难免有些缥缈,身边的杰出人物可以以自身真实的经历来更有力地唤醒学生的共同意识。以大学校长、名师、学生明星等为依托,可形成大学生关于校园人物的共同记忆——追随大学时代的“校园偶像”。无论哪个时代,大学生都是一群热爱追星的群体,由于自我意识、个体主义的增强,加之传媒力量的扩大,当代大学生在“追星”方面更显疯狂,一些大学生甚至被“饭圈文化”所俘获,成为消费主义的俘虏和明星流量的“殉道者”。其实,追星是年轻人一种向上向善的原始冲动,若加以引导,使其对象、形式、程度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大学生的成长是很有利的。作为身边的榜样,大学校园中的明星、英雄与广大学生间有着天然的“近亲”关系,其一言一行会对学生共同记忆的铸就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更有意识地塑造和大力度地宣传他们。

        三是创造新型学生共同体。由于选修制、弹性学制以及非传统学生数量的增加等,在当今的大学之中,以专业为单位的班级这一科层建制的作用大幅削弱,成了趋于消解的松散组织,但多数情况下,班级又要承担“义务性”“强制性”的工作,这正是大学生集体活动形式化的根源所在。当前境遇下,班级的式微似乎已不可避免,强行以各种活动加强班级的存在感可能适得其反,这是不可取的。在班级作用弱化之余,必须通过创设新的组织给予学生归属感、群体经验和集体记忆,否则多数学生会转而在网络世界消磨大量时光,相继陷入无边的孤独感——有众多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和网络使用频率及投入度呈现正相关。当前可以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使学生真正参与其中。例如,以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科教协同育人平台和项目,吸纳大量(而非个别)学生参与,形成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共同体。

        四是创设良好的教育氛围。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泡菜理论”,讲的是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汤,校园环境好比泡菜汤,它深刻影响着浸泡于其中的学生。刘献君教授更是直接地指出“办大学就是办一个氛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创设大学氛围。第一,举办大学层面持久的文化活动。由于班级弱化,大学需要强化组织的力量,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高质量校园活动,让学生自觉自愿参与其中,从而达到润物无声的作用,而且一些活动,要持续举办,形成传统和集体记忆。第二,增强校园生活的仪式感。在大学生活的重要节点,要注重仪式。集体仪式作为一种外在力量,通过各种象征标记而得以显现。象征标记往往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通过集体仪式,可以绵延和迭代群体记忆和组织认同。第三,打造一些网红打卡地,形塑学生的群体记忆和共同情感,如红枫大道、涂鸦墙,强化学生对校园美的共同体验。

        (作者:吴洪富,系河南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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