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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1日 星期日

    后人类战争,将是什么样态

    作者:石海明 裴帅 丁宁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1日 07版)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官兵在进行战术演练。 新华社发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装甲分队展开机动协同训练。 新华社发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一款无助力外骨骼式娱乐机甲战士机器人亮相。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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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武堂】

        当今世界,人类战争已经由原来的人力驱动转向了科技驱动,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军事理论,都离不开对科技的关照,也正是在前沿科技的催生下,战争一路从自然中心战、机器中心战及网络中心战,演进到今天的智能化时代,智能化战争、后人类战争等新概念开始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冲刷着我们对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的原有认知框架。

        关于军事技术对军事变革的重大影响,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未来,伴随着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交叉融合,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后人类时代,未来战争的面孔与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1.后人类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后人类哲学关切的未来

        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化之路,“人—技术—世界”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提出的人与技术之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者关系及背景关系不同,从大历史尺度来看,“人-技术-世界”的内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从技术延伸人体,到技术投影世界,直到技术重构人本身。着眼未来,在“人-技术”内涵的赛博格与技术重构后的“技术-世界”之间,一种新型的主客观关系构筑起来,这也是后人类主义哲学思潮描摹的未来世界。对此,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也谈到,当未来的生物交叉技术改造人体之后,人类就不是今天这般模样的人了。当然,在早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技术与文明》等作品里,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观点。近年来,一些译著《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超人类革命》《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等也都在关注类似问题。

        这个后人类时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然,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只能从科幻电影中去认知。从《阿凡达》《星际迷航》等作品中我们看到,在人类今天这样一种存在与未来人机混合体之间,有一种变化的大趋势。未来,对于人而言,生物交叉技术在逐渐改造人本身,机械生命体也在逐渐走入现实。对于物而言,在经过人工智能赋能以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充分智能的“脑化社会”。两者交融,我们在未来就将进入一个后人类时代,这个时代的大致特征是人机一体、万物互联、信息融通、普适计算。

        对于这样的后人类时代,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而言,受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启发,笔者认为,按照以往的认知,人类本质上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体,有内聚的认知,有肉体的具身,有独特的情感,等等。未来的人将不再是纯粹的人,在后人类主义哲学看来,传统人类的本质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人的认知不是内聚而是分散的,人的具身不是肉体而是信息的,人的情感不是独特而是共有的。后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异源、异质、异构的集合体或混合物,它没有先验的、独立的、自由的意志,也没有稳固的、有形的、有限的生命,而是作为一个“物质-信息”复合体,在不断与环境的互动中建构着自己的边界与生命。

        这样一种未来社会图景,当前受制于前沿科技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对于生物交叉技术而言,如今无论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布局的相关科研项目,抑或其他国家围绕脑科学、认知科学及相关技术布局的科研项目,都尚待重大基础性探索突破。如在全球范围内脑机接口技术研究方面,在实现宏观的脑机接口之外,在微观层面,在生命体和机械体之间通畅传输信息尚面临巨大科学难题。其次,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从时间纵向轴来看,自1956年美国达特摩斯会议上年轻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算起,60余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即基于逻辑符号的推理证明阶段、基于人工规则的专家系统阶段,以及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阶段。当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得益于算法的优化、算力的提升,以及计算机硬件水平的提高,计算智能已经充分发展,感知智能也日益成熟,尤其是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快发展,但未来的认知智能要取得大幅跃迁,尚有赖于类脑芯片等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

        对于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并发突破及交叉融合后的前景,也有科学家指出,人类生命发展要经历“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生命,第二个阶段是今天我们人类能够适应环境进行学习的生命,第三个阶段是未来人类能够改造自身的一种生命。那时,人作为碳基生命形式慢慢会被技术增强,逐渐演变成“生物-机械-电子”复合体,进而通过不断增强人脑,进一步朝着后人类发展的方向演进。

        总之,技术起初就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之后技术开始改造世界,最后,技术还将改造人、重构人,这就是后人类哲学关切的未来。

    2.后人类时代的战争变脸

    ——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重构未来军事图景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说:“人们生产的方式,就是军队作战的方式。”被誉为“哲人与将军”的恩格斯也指出:“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两位一正一反讲的道理是相通的,即理解不了科技,就理解不了时代,理解不了时代,就理解不了战争。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重构的未来军事图景,将从根本上引发有关战场、战法及伦理等系列思考。

        在以往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乃至信息化战争中,无论是陆海空天的自然空间,抑或网电对抗、代码搏杀的技术空间,以及虚实交错、变化莫测的认知空间,战场虽然有重心的不同,但基本都还是界限清晰的。然而,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由于生物交叉技术、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传统的自然空间、技术空间、认知空间将得以贯通,战场将进一步趋于技术化、叠加化及复杂化。近年来,有关外军加快迈向联合全域作战(JADO)并大力推动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混合战中的应用,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未来战争的相关变化趋势。

        进攻与防御,作为战争的一对基本范畴,其构成的二元逻辑一直是历代兵学叩问的焦点。然而,当人类社会进入后人类时代以后,由于实现了人机一体、万物互联、信息融通、普适计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形成高度一体化的巨系统,战争逐渐呈现出超越“进攻-防御”二元逻辑的演变趋势,对垒双方围绕“控制”而展开的较量将逐渐凸显。对于一个复杂巨系统来说,有序是至关重要的。战争是做破坏功,无论是冷兵器战争与热兵器战争中攻击敌方的将帅,抑或机械化战争中攻击敌方的工业基地等,还是信息化战争中攻击敌方的网络信息体系,无一不是旨在使敌方军事系统失序。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一方只要能攻击对方的脆弱点,使其瘫痪,迫其屈服,就能达到作战目的。有学者称其为失序战,也不无道理。

        由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战争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无人化战争的权利伦理、行为伦理及责任伦理方面,而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战争伦理困境,则体现在更高维度的有关后人类社会之和平与暴力考量。对此,曾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吕克·费希针对相关问题,曾在《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中,谈及了6大技术前景:基因组学、纳米技术、大数据、机器人技术、干细胞研究及人工智能。倘若在相关技术催化下,人类真的走进了后人类社会,那将是一个更加战乱不已的社会?抑或会迎来一个告别了暴力的和平时代?毕竟,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战争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对其进行道德拷问的两种绝对对立的观点是纵容主义与和平主义。两者都离不开人的意识主体性。没有这种主体性,就没有所谓正义战争与否的断定,更没有人类规约战争的标尺。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沃尔泽的《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依据的就是一种权利理论,奇尔德雷斯在其《正义战争理论》一书中依据的则是一种基本义务理论,其他的也有求助于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则。不管如何,基本支点还是人的生命的自主性,一旦这种支点不复存在了,有关社会暴力与和平注定会成为一个严肃问题。当然,今天的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都还不足以让我们担忧,有关后人类战争的未来也还比较遥远,走上战场的机器人技术还不至于颠覆传统的战争规范,然而,一旦后人类时代的技术冲破了底线,一切就需要重新审视。

        英国军事学者克里斯托弗·柯克在研究历史后指出:“虽然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说法,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冷战后的‘第二核时代’,原子武器仍然无法被各国利用。对大多数未来战争思想家而言,信息技术和生物交叉技术才是21世纪最重要的。”应该说,柯克的洞见是极其敏锐的,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最彻底的影响,不是在战争的存在主义层面上,而是在战争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当技术进步不再像最初发明的工具和武器一样,仅仅涉及人体的延伸,而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被纳入或同化到人类身体中去的时候,未来战争中机械生命体战士的身份认同、新兴战法的伦理困境等问题就都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3.在大脑深处准备未来

     ——从思想、战略及机制等多维度做好未雨绸缪的应对

        面对新生事物,唯有借助创新的思维才能应对挑战。对此,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当米切尔在思考飞机的军事应用价值时,墨守成规者却一如既往地投以冷笑。当杜黑进一步指出飞机的战略价值而创立“制空权”时,反对者引经据典加以驳斥。对此,杜黑留下一句名言:“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当前,全球科学的研究,在极宏观领域、极微观领域都已取得重大突破,未来面对人脑这样的极复杂领域,揭开相关奥秘涉及生命、意识及世界的本源,一旦取得基础性科学突破,必将引发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链式突破,进而引发有关战争认知范式的颠覆性变革。

        军事领域是对科技前沿感知最敏锐的领域。大国竞逐,唯智者胜。这就需要在大脑深处准备未来,从思想、战略及机制等多维度做好未雨绸缪的应对。

        作为一个桥梁,人工智能将在加快军事智能化体系的同时,在遥远的未来,也许会像一些科幻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使后人类战争从科幻变成现实。目前,在军用无人机及大数据信息处理等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显著进展,有可能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就未来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技术,它事实上是一种“群技术”,有泛在性、赋能性及抵消性三个主要特征。伴随着生物交叉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两者的交叉融合有可能会带来真正的革命性进展。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在科技革命与军事革命的逻辑链条上,原点的迟钝与错失,直接影响着战争较量中对垒双方的不同命运。适者兴、违者衰,主动者赢、被动者败。面对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进展,必须树立“高地意识”,认真研判方向,谋划发展路径,通过创新发展新一代前沿科技,培植武器装备新的增长点,努力成为新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竞赛领域的重要主导者、新竞赛范式的重要引领者,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战争与科技紧密耦合的今天,指挥官如果没有科技头脑,就没有现代战争的入场券。如果在科技与战争研究之间存在断层线,欠缺基于科技的战争理论研究和理论牵引的科技发展研究,这种局面就不利于应对未来战争。展望未来,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必将引发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面对人机共生的新未来,战争自然也会“变脸”。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仅仅是成熟科技的观望者、应用者及需求者,还应成为前沿科技的探索者、创造者与供给者。要不断探索建立一种协同创新机制,真正在科技与战争之间架设起汇通的桥梁。

        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都激发人们期许未来。当前,在众多科技分支领域中,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日益呈现出交叉融合的态势,并不断激发出创新火花,未来一旦取得原创性进展,将引发军事领域的“链式反应”,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与预案,不断加强未来学研究,将感知未来战争变革的触角伸得更远。

        (作者:石海明、裴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教授;丁宁,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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