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医学都是对人的分析和疗愈

    大三暑假的护理见习，是我第一次和临床亲密接触，实习地点选在妇幼保健院的肿瘤科。虽然学了一些与医学有关的课程，但在医院的时候总体上还是以一个陌生视角进行观察的。见习过程中有很多地方充满新鲜感，比如病人的多样性：有在行政部门上班的职员，有卖鱼为生的人，还有些无赖脾性的人；有人术后来探望的亲戚朋友把病床围得密不透风，也有人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独自艰难应对术后或化疗时的痛苦。当时我在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症楼》，而这段见习经历让我充分理解了他将故事设置在癌症医院的理由：面对疾病这一个共同的敌人，很难找到其他地方，可以令人信服地让各式各样的人共处一起。

    医学从业者似乎在文学上有天然的优势。列举弃医从文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鲁迅、毛姆、契诃夫、余华、毕淑敏……他们放弃医生职业的时间节点各不相同，但最终通向同一条道路。诊治群体多样性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疾病扫荡社会每一个角落，而医生在病史询问和诊治过程中，每位患者都要诚实地撕出一个入口，让医生向内“窥探”。这种对社会各层人士的“窥探”，使得医生相对于其他职业更加了解社会。

    而有些写作者站在了疾病的另一面。我很喜欢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一个作家在非洲染上坏疽死亡的故事。作家在坏疽导致的间断幻觉中回溯了生命中的一些片段——那些值得留恋的时光，那些后悔被浪费掉的时光。而后逐渐走向平静，直到死神慢慢爬上身体。如果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作家身上，魅力大概会减弱不少，而它恰巧也是一个与疾病抗争的故事。

    《我与地坛》也是如此。作家站在病人的角度回溯过去，在与疾病源源不断的斗争中，找到了生活的方式：写作。初中读了《我与地坛》，当时很难共情，但总觉得心被莫名其妙地拉扯了一下。如今重读，那些对母亲的怀念、对园子里人的观察、对生命价值追问的文字，由一个长久带着疾病的人讲述，抚平了我关于人生意义的很多忧虑。

    常常刷知乎的人，是否记得一个叫程浩的用户？因为某种先天性疾病，程浩在轮椅上度过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去世。他从未上过学，却一直保持写作和读书的习惯，在知乎和豆瓣上留下的文字鼓励过很多人，也包括我。他像是一个证明，即使是无法活动、随时会去世的人生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带来的。文学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他说12岁时想成为一个作家，于是努力读书写作。程浩通过阅读建立的人生观反馈到文字上，同样给很多人带来力量。可以说文学是他传播价值的途径。

    程浩最喜欢的作家是史铁生，一个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人。

    病人有很多无限接近死亡的时刻，因此也更懂活着的意义，这是他们成为写作者的先天优势。去阐释对生死的看法，讲述与命运搏斗的故事，而这一直都是文学永恒的母题。

    2020年，当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的恐慌中，文学重新走向舞台上，与医学一起对抗疾病。

    不知道《鼠疫》在2020年卖出了多少本。在那些恐慌的时刻，阅读《鼠疫》让我转移了焦虑。作为一个在武汉念临床医学的学生，疫情离我实在太近了，新冠肺炎疫情去世的名单里也有我们医学院的教授，学校的附属医院大多变成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场。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武汉人。新冠病毒被成功阻击后，我重新回到学校实习，听到老师们对那段时间的讨论，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在这场全球事件中，光靠医学的力量是不够的。医学努力探索医治的方法，而文学带给无数人心灵慰藉。我的父亲是文联的一名职员，他的很多同事朋友在疫情期间也身处一线，为身处疫情中的人们写作。在那些居家的日子里，我也看到很多作家、记者、电影导演、哲学家，用文字解剖当下的世界，那是手术刀和实验室够不着的地方。感恩社交网络，这些文字迅速得到传播，和医学对疾病的破译一起，让公众减轻了很多恐慌。

    医生、病人，同时也是写作者，文学与医学一样，同样作用于人，也同样是对人的分析和疗愈。

    （作者：曾谷雨，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专业中德班2015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