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权威访谈】
回首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稳定恢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2021年，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看待今年全球与中国经济的走向？如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表现仍会好于全球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您如何判断今年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前景？
黄益平：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比去年好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会实现5.5%的增长，与2019年相比这仍是个微弱的回升。去年世界各国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今年将持续发挥作用，世界经济也会持续复苏，但是，复苏的轨迹有很大不确定性。一方面是疫情蔓延尚未结束，能否很快控制住疫情传播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其负面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这期间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很大影响，即便经济活动慢慢复苏，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也要慢慢修复，所以经济复苏可能不会是很强劲的过程。此外，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各国都采取了很多财政、金融的刺激政策来稳经济、稳社会。这些措施非常有必要，但也不排除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包括出现不良资产、企业违约等问题，都值得关注和防范。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黄益平：2020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达到6.5%，基本回到了疫情以前的增长水平，预计今年会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由于去年基数较低，所以今年经济增速从数字上看可能会高一些。IMF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达8.1%。总体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还是会比全球更好。对我国经济来说，同样有两方面因素值得关注：一是疫情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情绪和企业信心造成冲击；二是疫情过去后一些政策“后遗症”的苗头和金融风险值得关注。
宏观政策精准有效不搞“大水漫灌”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您认为，该如何保持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上述特性？
黄益平：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去年我国实施了较为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V字形经济复苏，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今年如果经济增速按预期持续反弹，过去采取的这些大力度刺激政策可能要慢慢退出，回归正常化轨道，开始出现“转弯”，但不会是“急转弯”，政策操作上会更加精准有效。特别是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长形势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宏观政策应该会维持去年的态势但做适当调整。去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积极、灵活，特别是采用了一些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如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等。但与国际其他主要央行相比，我国的货币政策取向相对稳健，没有实施那些“大水漫灌”政策，今年还会保持这样的态势。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带来流动性过剩，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黄益平：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美联储开动“印钞机”，造成全球流动性宽松的状况，过去一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我国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涨等结果；另一方面，未来一旦美联储开始调整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同样会对我们造成影响，那时，可能需要特别重视金融风险与市场波动。
更多市场化手段支持实体经济
记者：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金融系统完成了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您认为，今年这种系统性的让利是否可持续？金融如何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黄益平：去年金融机构大规模向实体经济让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对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稳定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包括较低的融资成本应该会持续，但系统性向实体经济让利是应对疫情冲击的临时性措施，不是长期性战略。
今年金融业将更多通过一些市场化的做法来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降低融资成本。我们注意到，过去因为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准确判别风险，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近年来，金融机构不断改善信用风险评估做法，通过大数据评估、线下软信息等方法，可以准确预测违约的可能性，从而帮助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同时，在一些特定领域，通过财政资金进行贴息的办法也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以金融创新服务新发展格局
记者：我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新发展格局？
黄益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更多要依靠内需。疫情之后，我国经济复苏不是很平衡，消费的复苏不够强劲，同时也出现了分化，表现在高收入阶层消费开支比较强劲，汽车、房地产和一些奢侈品的购买力度较大；而一些基本消费品需求复苏力度不足，这也说明推动消费增长需要在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加快速度。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科技创新成为决定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这也就要求转变过去那种“规模大、管制多、银行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与模式，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鼓励更多的金融创新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金融服务业开放力度，引进国外先进的金融产品、金融流程和金融发展模式，更好地支持国内的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十四五”期间，预计我国的金融开放会更多地向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迈进。
记者：近年来，我国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方面政策力度较大，您认为今年会有哪些新变化？
黄益平：判断垄断问题的关键是是否限制了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在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领域反垄断，需要考虑数字技术的特性，就是一定程度的“集中”是自然的过程，关键要看是否存在“可竞争性”，看“集中”的益处是被转让给了消费者还是被全部留在了平台。我们看到目前一些平台存在“大数据杀熟”、限制竞争等问题。对监管部门来说，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平台行为，采取措施打击那些限制竞争的手段，推动平台开放竞争，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要制定完整的数据政策，包括数据确权、标准化、开放、交易、定价等问题，防止出现垄断和滋生金融风险。
（本报记者 温源）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