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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访谈】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强化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基础研究、“卡脖子”科技难题上需要哪些体制机制突破？又该如何激发人的活力？针对以上问题，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接受记者采访，进行了权威解读。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1年重点任务时，首先强调的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薛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到首要位置，确实从来没有过，虽然有些意外，但也是情理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又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任务。所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是理所应当的。
同时，这个安排还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科技创新已经从一个部门性的工作走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科技创新已经跟整个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改变，必须也只能依靠科技创新。
记者：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该如何评价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成绩和短板？
薛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在创新系统改革和加强研发投入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比如中国的研发投入领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在很多重要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系统的重要力量；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性产业加速发展等。但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社会都“把科技创新当成首要大事”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现这个历史跨越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和平开放的国际环境，积极加入全球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从而在很多重要产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进入国际前沿。但这也留下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短板，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半导体集成电路方面的制造能力比较薄弱。随着过去几年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这个问题越发突出，原来可能需要多年积累的一些最前沿的技术都迫切需要解决。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原创性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几年前，我跟我的博士生做了一个分析，中国学者在全球最顶尖的期刊发表论文虽然总体已经增长很快，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但依然只有美国的1/3。
同时，中国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在改革方面一直不断推进，但仍然有一些制约科技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不断努力。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解决“卡脖子”难题
记者：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举措。激发基础研究动力，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哪些突破？
薛澜：激发基础研究动力，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要坚决摒弃“基础研究有更好，没有也问题不大”的心态，把加强基础研究这个政府责任落到实处。
具体做法上，一是要稳定基础研究的投入，而且要稳步提升比例。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整个研发经费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前几年一直低于5%，这两年有些提高，到了6%，但仍然跟国际上很多创新型国家有较大差距，它们一般都占到了百分之十几。
二是要营造一种良好稳定的科研环境。目前我们的学术氛围比较浮躁，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前些年，很多研究机构和高校为了实现快速发展，鼓励竞争，鼓励多发论文，并给予奖励。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短平快”的风气。而这恰恰是基础研究的大忌。很多原创性问题的突破需要长时间艰苦的努力，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这样的科研环境，基础研究自然难出现重大突破。
三是当前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比如说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职称制度等等。面临房价高企等生活重压，很多年轻学者缺乏一个衣食无忧的基本生活环境。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真正解决，去突破那些原创性的基础问题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记者：会议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它将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薛澜：在科技创新领域，举国体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凝聚全国力量在特定科技创新领域集中攻关的体制机制。中国从1949年以后，在运用举国体制方面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比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两弹一星”、北斗工程等。同时，国外也有举国体制的成功实践，比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都是典型的动用国家力量去完成重大任务的实践。
但我们今天讲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传统的举国体制有所不同：一是整个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新时代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集中力量”不再简单地依靠计划调拨，也要考虑如何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去动员。二是传统的举国体制更强调精神的力量和个人的奉献。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在强调奉献精神的同时，还要有合理的激励保障机制，充分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中的一类重要政策工具，应当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努力创新。但也要避免对新型举国体制不切实际的期望，想用新型举国体制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究竟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任务可以考虑：一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大工程或重大任务，比如“两弹一星”，登月工程等。二是目标比较明确的共性关键性技术难关，可以通过快速和倾斜性资源聚集，压缩技术发展阶段，突破技术难关，直接进入前沿领域。
推行“揭榜挂帅”，激发人的活力
记者：近期一个词被频频提及——“揭榜挂帅”。自2020年10月以来，它已先后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1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等报告。这瞄准的是哪些短板？这样的体制机制创新将撬动什么？
薛澜：“揭榜挂帅”是非常有意思的提法，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病，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尝试来突破我们目前科研攻关体制机制的一些问题，比较适合问题导向的应用性科研项目。我们传统的做法是立课题项目、邀请研究团队申请，专家评审决定。但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两个弊端：一是有些领域形成了一个比较僵化的利益格局，圈子内的团队轮流坐庄，外部有实力的创新团队难以进入视野；二是很多时候由大专家领衔，一些中青年骨干难以实现突破。“揭榜挂帅”为突破原有的这种运行机制提供了机会，让有能力的团队和个人有机会公平参与竞争。当然，具体执行还需要一些必要的程序和操作办法。
记者：除了“揭榜挂帅”外，在激发人的活力方面，还要如何发力？
薛澜：给人才以稳定支持，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做法。我的同事们曾经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青和优青资助项目做过一些分析，发现同样科研水平的两批人，得到项目支持的年轻人在几年后各方面的成果、发展都优于没有得到项目的年轻人。由此看来，给予年轻人持续的、稳定的科研支持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传统模式偏重于支持已经成名成功的学者，形成了“马太效应”，但对年轻人的支持远远不够，需要加以重视。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呼吁的是，中国发展到今天，科技创新越来越需要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维模式在一起碰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提到，要研究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创人才来到中国，给我们未来的科技发展激发出更多火花。
（本报记者 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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